贝·布托传(23)

二三

　　“巴丹人以爱护尊严闻名。我父亲不仅在为自己的尊严，也在为祖国的尊严进行战斗。”贝娜齐尔对巴丹人说。尽管贝娜齐尔只会讲乌尔都语，不会说当地的普什图语，但心有灵犀一点通，巴丹人能听明白。巴丹人表现出了博大的胸怀，在那些地区，对妇女约束极为严格，但对贝娜齐尔，一个女人，他们没有苛求。国家的痛苦，布托家庭的不幸和所有人的痛苦，使大家超越了性别的禁锢。人群用普什图语高呼：“欢迎，欢迎，欢迎贝娜齐尔！”

　　越来越多的人要求释放布托。一个叫阿齐兹的男人为抗议当局审判布托而自焚。而第一个以自焚的方式抗议当局对布托进行迫害的人是一名基督教徒，名叫帕尔维兹·雅各布。这两个人生前贝娜齐尔都见过，她为他们的死深感悲伤。以后几周又有5个人自焚身死，他们以这种最为强烈的抗议方式反对当局对布托的迫害。人民党发动了强大的群众运动，抗议对布托的审判。

　　贝娜齐尔在西北边境省和旁遮普省的活动收获很大，这引起了当局的恐慌。1978年10月4日，贝娜齐尔在木尔坦机场被军警逮捕，押解回拉瓦尔品第。她和母亲再一次被拘留。

　　为了躲避军管当局的迫害，布托的二个儿子米尔·穆尔塔扎和沙·纳瓦兹及小女儿萨娜姆都去了国外，只留下长女贝娜齐尔在国内坚持斗争。但米尔和沙兄弟俩为了搭救自己身陷囹圄的父亲，都放弃了学业．在国外领导反对军管当局的斗争。

　　米尔在英国努力地工作着，不时会见来访的外国政府人士，向他们介绍巴基斯坦国内的真实情况以及布托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审判。他还组织领导了旅居英国的巴基斯坦人抗议判决布托死刑的示威游行。为了筹措活动经费，米尔卖掉了贝娜齐尔在牛津大学时用的那辆小汽车，用卖车钱在伦敦印制了布托的辩护词，通过各种渠道广为散发。为了使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迫害，米尔还亲赴美国，在纽约呼吁联合国对巴基斯坦当局施加压力，挽救布托的生命。

　　布托对儿子在国外的活动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他们在政治上正日渐成熟，不愧为布托家族的人；担心的是他们还年轻，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唯恐他们在斗争策略上出现失误，贻人以口实。所以布托嘱咐贝娜齐尔给米尔写信说：“跟伟人有关系的人必须洁身自爱。这儿的报上说，你在伦敦生活铺张。爸爸知道你不会这样，可是他还想叫我提醒你一下，个人生活要谨慎，不要去电影院，不要奢侈浪费，否则别人会说你只顾自己享受，忘了父亲在死牢受苦。”信中还提醒米尔注意作为布托的儿子在外交上的禁忌：“不要接受印度人和以色列人的采访，要完全不与他们来往。这里印度报界对你的采访作了歪曲报道。”

　　经过长时期的法庭斗争，布托的律师终于为他争得了在最高法院进行自我辩护的权利。

　　1978年12月18日，设在拉瓦尔品第的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开庭，公开审理布托案件，听取布托的自我辩护。消息传出，人们蜂拥而至，都想亲眼看看已被关押一年多的前总理。最高法院只能坐一百人的审判庭，却挤进了三四百人。上千名挤不进去的人就守候在法院外面军警设置的路障后面，目睹布托前总理每天被用警车送到法院，又被用警车押回监狱。

　　布托夫人努斯拉特被拘留近一年后，于11月被法院释放，有幸去法院参加旁听，一睹丈夫精彩的自我辩护。而贝娜齐尔却没有那么幸运，她仍在被拘留之中，提出的旁听请求被断然拒绝，她只能听母亲给她讲述法庭里的情景。

　　被打入死牢的布托，在监狱里受尽了折磨，半年多见不到阳光，一连二十几天喝不到净水，整夜整夜不能入睡，因此，当努斯拉特见到自己的丈夫时，他脸色苍白，身体虚弱。

　　布托对心爱的妻子说：“我在讲话时觉得有点头晕。面对士气高涨的人民，我真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

　　布托最大的快乐是能见到人民。为了鼓舞人民的斗志，为了显示自己对军管当局的蔑视和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每当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布托总是穿着整洁，精神抖擞，对欢迎的人群报以微笑，依然保持着前总理的迷人风度。

　　出庭的第一天，布托身穿仆人从克里夫顿70号家中送来的裁制可体的西装，内衬丝衫并打着领带，口袋上插着一块色彩鲜艳的手帕，像他担任总理时一样风度翩翩，微笑着与挤上前来的人握手致意。他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在法庭上作了令人信服的精彩的自我辩护。

　　他首先列举了在拉合尔高级法院审理时证人们相互矛盾的不实之词，有力地反驳了称他是谋杀案中的同谋犯的指控，还反驳了所谓他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和在大选中舞弊等种种指控。他铿锵有力地说：“每一个肉体之躯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不想苟且偷生，但我要伸张正义。”“问题不在于我必须证明自己无辜，而是对我的起诉必须要站得住脚，而不是一提出合乎常理的疑问就不堪一击。我要求确认我是无辜的，不是为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这一个人，我要求这样做是为了更高的思考，思考这里曾存在着多么荒谬的不公正。”

　　布托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一向凭借雄辩的口才和迷人的风度赢得人足的支持。这次在法庭上，布托自我辩护的即席发言再一次显示出他雄辩的口才和政治魅力，又一次征服了听得入迷的群众。

　　这是布托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演讲。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改变布托的命运。

　　1979年2月6日，拉瓦尔品第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以4票对3票确认了对布托的死刑判决。

　　律师们再次忙碌起来，他们要为布托获释作最后一次努力。他们要求得到四份最高法院长达1500页的判决书，但最后仅得到一份。他们找来影印机，影印了许多份判决书。他们在为要求复审的上诉准备材料。

　　而此时，贝娜齐尔和母亲却被关在伊斯兰堡。父亲的生命在一天天缩短，而她却无能为力，什么也不能做。她焦灼不安，整夜失眠，母亲叫她服安眠药，可无济于事。贝娜齐尔有时看到镜中的自己也不免大吃一惊：憔悴的脸上由于过度紧张长满了粉刺，瘦骨磷峋，尖尖的下巴，突出的颧骨，凹陷的眼眶和包着一层发皱脸皮的双颊。

　　1979年2月12日，贝娜齐尔和母亲被送往西哈拉的一所警察训练营。这里离关押布托的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只有几英里远，军管当局显然在为处死布托做准备。

　　1979年3月24日，最高法院驳回了对布托的复审申诉。世界各国对此都感到震惊，外国首脑纷纷呼吁齐亚·哈克刀下留人。大不列颠首相卡拉汉第三次要求齐亚作出宽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心的沙特阿拉伯也再次发出了呼吁，甚至卡特总统这次也加入了呼吁的行列。但齐亚·哈克对此无动于衷。1979年3月27日，他针对各国领导人的劝告和呼吁说：“大部分都是出于私人关系，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劝告，我们最好下台。”他还说：“如果我赦免布托，就将遭到巴基斯坦舆论的谴责。”

　　贝娜齐尔在西哈拉又被延长拘留15天，理由是她为了最后寻求释放父亲的机会，可能会进二步搞煽动性的政治活动。

　　父亲在一天天接近死亡，究竟是哪一天？女儿既不想知道又想知道。

　　4月2日深夜，贝娜齐尔正躺在训练营的小屋里，母亲忽然进屋。

　　“萍姬”，母亲唤着她的小名，但一听母亲的声调，贝娜齐尔便预感到她最不希望的时刻来临了。“外面的军官说，让我们俩今天一起去看你父亲。这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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