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20)

二〇

　　§第五章　荣誉背后

　　在20世纪20年代初，爱因斯坦已经享有任何一位学者都未曾获得过的盛誉。英费尔德对1919年通过日蚀观测证实广义相对论之后，爱因斯坦的声誉空前增长的原因，曾发表过一些有趣的看法：“这件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人们厌恶仇恨、屠杀和国际阴谋，战壕、炸弹、屠杀留下了悲惨的余悸。谈论战争的书籍没有销路和读者，每个人都在期待一个和平的时代并想把战争遗忘，而这种现象能把人类的幻想完全吸引住。人们的视线从布满坟墓的地面聚集到满天星斗的天空。抽象的思想把人们从日常生活的不幸中引向远方——日蚀的神秘和人类理性的力量，罗曼蒂克的场景，几分钟的黑暗，而后是弯曲光线的画面。”

　　星空不仅把人从悲惨的大地引开。对星空的研究预示着大地上理性的胜利，这种胜利不只意味着宇宙知识的扩大，而且还意味着人们生活的另一些条件。

　　科学抛弃了显然性之后，应当停靠新的河岸。在这些河岸上将生长出什么样的果实——这点暂时还不清楚。但可以想象，新思想的应用将引起技术上的大进展。人类预感到为争取和平利用科学、反对把科学用于毁灭性的斗争，经过40年后变得激烈起来。人们期望科学将有助于吹散沙文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毒雾，这些毒雾已不止一次凝聚成战争大风暴的乌云。热烈地欢迎相对论及其证实的一代人，从德雷福斯案件开始就是沙文主义泛滥的见证人，他们也知道沙文主义泛监会把他们引向何方。人们懂得科学家的国际主义性质知道科学按其本质来说，同沙文主义和战争是敌对的。英费尔德写道：“还有一个看来是最重要的原因：新现象是一位德国学者预言的，而英国的一些学者验证了它，不久前还属于两个敌对营垒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们又开始一道工作了。或许，这就是新的时代、和平时代的一个开端，据我看来，人们向往和平是爱因斯坦的荣誉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

　　许多人反动沙文主义分子对爱因斯坦进行的诽谤中伤，这事也曾激起广大公众对相对论及其创立者个人的兴趣。早在那些年代里，还有另一条不太明显，但很重要的冲突线。这里所说的是反智力说，是宣扬与神秘的顿悟相比，理性是软弱的和没有很大价值的说教，这种说教还没进入纽伦堡阅兵场，离这一幕还有12到15年。因而很少有人能预见到反智力说的小溪会流入哪一个污水池。但是，那时许多人对这股小潮流的倾向已经清楚了。

　　战争的火焰在理性思维的空气中熄灭，又在神秘主义的空气中炽燃。许多人甚至不完全了解相对论的内容就感觉出，它是特别颂扬理性的。人们热烈地欢迎相对论的主要原因，是它和革命的社会思想的联系，相对论是革命的反映，自然，这不是就这一理论的内容依赖于社会运动来说的。相对论按其内容是反映自然界及其客观规律，在这种意义上它完全不依赖于社会的发展。但是，相对论也和每一种科学的理论一样，是自然界客观规律一定的近似的反映，而在每一个时期其近似的程度、理论表述的形式、它的社会和文化作用只有联系时代才能得以解释。这些联系可能是疏远、间接和不明显的。

　　当恩格斯提出从牛顿力学到法国革命存在着历史上的因果链条时，说的是不明显的和疏远的、但确实无疑是历史上的联系。当19世纪的思想家们看出了“革命的代数学”时，联系是不明显的，但在历史上是比较接近的。在20世纪初，要使科学和革命的联系能像过去那样疏远和间接，历史过程的节奏是过于急促了。革命汹涌澎湃，科学理论和革命思想的联系不可能始终模糊不清了。思想家们在专门问题上能够得出对革命关系重大的结论，而本人尚未觉察，也没有引起战斗着的社会力量的注意。

　　广泛的划时代的概括是不可能隐瞒自己的思想结论的，这些结论如果不清楚，那也会被学者们及广大公众直觉地猜出来。在爱丁顿的观测和相对论日益普及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写道：“在过去的一些年中，全世界处于理智的和物理的不安定状态。大概，战争是智力失调的明显结果。这种不安表现在竭力抛弃国家领导的经过考验的方法，以迎合走极端的和未经检验的实验。就是这种不安感也侵入科学之中，许多人为了思辨的方法论和关于宇宙的虚幻观念，曾想使我们抛弃经过考验的理论，而代之以建立现代科学和力学发展的基础。”

　　不久，主要在德国，对相对论的直接中伤活动开始了。起初，德国的民族主义分子过份地赞扬新理论是“纯日耳曼”智慧威力的表现。就在这个时候，英国人常常避讳使人想起相对论出现于德国。爱因斯坦说过，假如天文观察得出另外的结果，那末一切都会改观。爱因斯坦在刊登于1911年11月28日《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里说过：“为了逗读者开心，这里还有相对论原理的另一种应用。今天我在德国被称为‘德国科学家’，而在英国被称为‘瑞士犹太人’。要是我命中注定将被描写成为一个讨厌的倒霉蛋，那末就要倒过来了，对德国来说，我就变成了‘瑞士犹太人’，而对英国来说，我却变成‘德国科学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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