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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第谷·布拉的赎罪》问世后三十多年,马克斯·布罗德出版了小说《囚禁中的伽利略》,并把它寄给了爱因斯坦。1947年7月,他收到了回信,除讲别的事外,还讲到爱因斯坦对伽利略反对经典教条而斗争的观点:“至于说伽利略,我想象中的他却是另外一个样。勿庸置疑,他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更热烈地追求真理。但是,很难相信,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认为真理与浅薄者的思想重新统一是有意义的。难道这个任务对他来说有那么重要,以致值得为之献出自己的余生吗?他没有特别的必要到罗马去同神父们及其他政客交锋。这幅图画不符合我对年迈的伽利略的内在独立性的想象。不能设想,譬如我会采取某种类似的行动去捍卫相对论,我会想:真理比我强大得无法比拟,而跨上罗希南特、手持长矛去捍卫真理,我觉得那似乎是可笑的堂·吉诃德行为……”

  开普勒探求和洞察真理的深沉比伽利略的慷慨激昂的社会热情,对爱因斯坦更接近一些。

  爱因斯坦对开普勒的思想和个性的阐述贯穿着精神风格的深切的一致感。爱因斯坦读过开普勒的书信,它们对他产生的印象并不小于表述天体运动定律的经典著作。

  爱因斯坦说:“在开普勒的书信中,我们见到一个非常敏感,全心全意寻求自然现象本质的人,一个不顾一切内心的和外界的困难、终于达到崇高目标的人。”

  开普勒的崇高目标是“古典理想”的第一个草图,它是一幅宇宙的因果图象,外界的和内心的困难究竟何在呢?

  外界的困难来自因果解释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以另一种方式感染了开普勒的内心世界,使它不同于伽利略的内心世界。开普勒既不愿作思想妥协,也不愿作思想斗争。爱因斯坦关于开普勒写道:“无论是贫困,还是同时代人的不理解,都没有使他灰心丧气。此外,应该注意到,他不得不和信徒们打交道。但开普勒还是属于这样的一类少数人,他们不可能不公开地发表自己对任何一个问题的信念,同时,他也不是在同别人的论战中得到乐趣的那种人,譬如伽利略就是这样一种人,他那辛辣的讽刺话,甚至在今天还能引起有学识的读者欢乐。开普勒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并不对教会的一切决定都赞成。对此他也不隐瞒,因而他被看作是一个温和的异教徒,并且也受到了相应的待遇。”开普勒一生的事业就是做到了这样唯一的一件事,即在很大程度上从他的精神传统中解放了出来,这不仅是以教会权威为基础的宗教传统,而且也是关于自然界、关于认识宇宙和人类生活现象的普遍观念,同样也是关于思维和经验在科学中的相对价值的思想。

  “他应该在科学研究中摆脱目的论、万物有灵论的思维方法。他不得不清楚地意识到,逻辑—数学推论本身无论多么清晰,也不能使真理得到保证;自然科学中最美妙的逻辑理论如果不与最准确的实验和观察相比较,那是毫无意义的。要是没有这样的哲学态度,他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他并没有明显地讲到这一点,但在他的书信中反映出了这种内心的斗争。”

  开普勒退出为新科学思想进行社会斗争的阵地,爱因斯坦是理解的;但是,爱因斯坦也看到,开普勒和伽利略不同,对存在和谐的纯因果理解还存在内心的障碍。爱因斯坦对伽利略在思想论争上的积极性始终有些格格不久,但他懂得他的意义。对爱因斯坦本人来说,其特点不只是像开普勒那样地沉浸于内心世界,像开普勒那样不妥协,而且也像伽利略所特有的那样,内心完全的自由,摆脱了对宇宙和谐因果理解的一切障碍。

  爱因斯坦的感情和思想,对爱因斯坦的一生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就是他自己论及玻尔所说的“最高音乐神韵”。宇宙的和谐感、和谐的社会理想、城市建筑形式的和谐印象当然,还有直接意义上的和谐——声音的和谐。在这方面,布拉格对爱因斯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泉源。天主教堂的风琴声、新教教堂的圣歌、犹太旋律的忧郁曲调、胡斯颂歌的雄浑音响——这一切和民歌、和捷克的、俄罗斯的、德国的作曲家的作品交融在一起了。

  在平庸的毫无个性的布拉格教授群中,也有出类拔萃的人物,爱因斯坦和其中几位很接近。一种与爱因斯坦在科学和智力交往方面要求相适应的环境形成了,它也符合他的音乐爱好。

  爱因斯坦和数学家格奥尔基·皮克很友好。皮克从青年时代留下来的对物理学问题的兴趣,使他和爱因斯坦接近。这位年满50的教授和朗帕一样是马赫的继承人,他使爱因斯坦找到了一个哲学争论上的孜孜不倦的对手。此外,在这段时间里,爱因斯坦克服了和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有关的特殊困难,并且他对同皮克讨论数学问题非常感兴趣,进而促使爱因斯坦读意大利数学家里齐和勒维一契维塔的著作,它们充实了爱因斯坦的数学武库。皮克会拉小提琴,他介绍爱因斯坦和别的音乐爱好者结识,于是他们几乎天天举行音乐聚会。

  后来,在希特勒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期间,皮克在集中营里被折磨而死。

  爱因斯坦还经常去古代史教授、梵文专家莫里茨·温德尔尼茨家。他们专业的不同并未妨碍他们对一般的、特别是文学课题的热烈讨论。温德尔尼茨的5个快活的孩子也很招爱因斯坦喜欢,他和他们交上了朋友。爱因斯坦还把自己的小提琴带去,温德尔尼茨的堂妹给他伴奏,她是一位音乐教师、严谨的演奏者,爱因斯坦称她为严厉的中士。

  谦逊、善良、随和、大多是善意的幽默,给爱因斯坦带来了不少朋友。但是,说来也怪,正是这些品性也给他带来了敌人。谦逊常常变成了对教授称号态度不恭,冒犯了大学内外的学究集团,爱因斯坦的简朴穿着仿佛是对学院式尊严的反抗。弗朗克讲过一件有关爱因斯坦大学礼服的轶事。这种礼服是每个教授接受国王召见所必备的。这套镶金边的制服和带羽毛的三角帽转给了在布拉格接替爱因斯坦的弗朗克;后来这套制服曾打扮过一位要人,最要紧的是使一个逃离俄罗斯的哥萨克将军度过了布拉格的严冬,因为他那副冻得半死的模样引起了弗朗克妻子的怜悯。以后,爱因斯坦的佩剑和三角帽在纳粹分子占领的年代被当众焚毁以前,作为宝贵的纪念品一直保存在大学的博物馆里。

  爱因斯坦的善良和随和惹得许多人生气。因为这些善良和随和是面对各个社会阶层的。在大学里,人们不能原谅爱因斯坦,因为他竟用同样诚恳的态度跟同事们和大学的仆役们谈话。此外,还有爱因斯坦的幽默给他带来了最多的敌人,第一、它并非总是善意的;第二、越出千篇一律的教授们的俏皮话范围开玩笑,在那些滑稽可笑、装腔作势和妄自尊大的人心目中,就大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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