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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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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28日,《真理报》上发表了一个署名为“I·亚历山大罗夫”(发表苏联政策的重要声明常常使用的假名)的长篇文章,好象苏联政府要同中国政府内的稳健派联盟,希望主动改善关系。文章把中国政府的反苏政策归咎于“毛泽东集团”,并且说:“正如最近北京和其他城市大规模的不安定局面所表明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同毛主义一道走的”。文章还呼吁恢复边界谈判。(参见第七章)。 这种做法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任何反应。与此同时,在1976年4月29日招待当时的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的宴会上,华国锋谴责苏联是“野心很大”的“战争最危险的策源地”。1976年4月29日,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门前还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两名中国卫兵和一名市民遇难。5月13日,中国官方发言人说,这次爆炸事件是“一个现场遇难的反革命分子的一次破坏活动”。 §中苏经济关系 (1970年~1976年) 自1959年(当时苏联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两国的互换贸易等值总数达二百亿美元以上,即占中国对外贸易的47%)中苏关系破裂以来,中苏贸易逐步下降。文化革命加速了这个过程,1970年,贸易数额下降到四千五百万美元。不过,从那以后,贸易扩大了:中国的进口需求——特别是资本货物——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增加了,虽然,中国工业设备的进口来自西方和日本;但是,与苏联的商业联系,由于这种贸易的易货方式和直接铁运的方便而特别吸引中国。 1970年11月22日,中国政府和苏联外贸部副部长伊万·格里申率领的代表团缔结了一项新的贸易支付协定。尽管1971年夏(见上述)两国关系恶化,然而1971年8月5日和1972年6月13日,还是签订了两项更进一步的贸易和支付协定。在这些协定下,两国的贸易值计划从1971年的一亿六千七百万美元增长到1972年的二亿八千八百万美元。 1974年1月30日,在前一个月签订的协定下,提出了一项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直达航空服务。迄今为止,苏联的航空公司在伊尔库茨克中途停下,只管理这段航线;而中国民航总局只服务北京——伊尔库茨克这段航线。大家同意,苏联公司和中国公司各管理一周的直接飞行,双方都使用I-lyushin62s标志。 1974年7月4日,1975年7月24日,1976年5月21日,两国分别签订了每年的贸易支付协定。已经确定的贸易额1974年为二亿美元:1975年为一亿五千八百七十万美元;1976年为二亿一千万美元。贸易方式没有变化,苏联提供机械和设备,中国提供原料和消费品。1976年6月16日,《金融时报》评论道:“现在,贸易的规模把苏联列到同联合王国相等的北京合作者的名册里,尽管日本、法国、西德和日益增长的美国远远地超过了苏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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