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53)_彼得·琼斯

五三

　　§中国内部情况的发展

　　（1973年～1976年）

　　林彪垮台之后，中苏关系的上述这些发展以及随后发生的事情的发展，都出现在中国政府内部稳健派和激进派之间继续竞争的背景下，人们认为，周恩来的威望仅次于毛泽东，他领导的稳健派在党、政、军中博得了广泛的支持。许多在文化革命中被撤职的高级官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邓小平，他于1973年4月恢复了地位）重返政治生涯，使稳健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政府内的激进派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毛泽东之妻）为代表，他们后来被称为“四人帮”。虽然林彪的垮台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但是他们继续控制着报刊电台，从工会、民兵和共青团中得到支持；人们还认为，他们通过江青来接近深居简出的毛主席。在国内政策方面，两派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接见方面的优先权问题。

　　周恩来在1975年1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阐述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通常所指的“四个现代化”。——作者注〕，“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当双方都完全支持这个计划时，激进派认为，经济方面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诸如市场关系，在“按劳分配”原则下付酬而造成分配上的差别等，有可能在“修正主义”的领导下——例如，大家认为的苏联已经出现的“修正主义”的领导——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因此，他们强调了毛主席的口号：“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并要求消灭“资产阶级的权利”，迅速朝建立“按需分配”原则基础上的平均主义社会前进。

　　另一方面，稳健派认为，政治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因此，他们为了经济利益提倡政治的稳定性，他们准备恢复文化革命中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具有实用的技术资格的官员们的地位，并且反对可能降低科技研究水平的大学教育的试验。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从广义上可以引用邓小平的话来概括：“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在对外政策问题上，两派都对苏联持怀疑态度的同时，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态度赞成缓和激进派所推行的对抗政策以及他们对“苏修集团”无限制的反感。

　　1973年至1976年期间，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在国内局势发展中明朗化了。大家认为，激进派应对旨在继续进行文化革命的一系列运动负责。这首先是1973年至1974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这个运动导致了1974年夏开始而且至少持续到1975年7月的工业不安定浪潮。为了对这次运动所引起的混乱作出反应，1974年秋毛泽东提出了安定团结。这被看作是激进派的失败，正如周恩来1975年1月在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所说的。在报告中，他大大强调了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但是，1975年2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下，激进派继续进攻。这场运动强调：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中，资本主义的残渣余孽仍然存在，如果“资产阶级的权利”不受到限制；那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将仍然存在。1975年秋天，激进派发动了一场反对“投降主义”的新运动，其矛头多半是指向对苏联持调和态度的共产党人。

　　然而，稳健派的势力仍然很强大。文化革命中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者”的一大批政治军事领导人，都在1975年夏秋恢复了地位，而且，9月份发动的农业机械化运动有助于转移对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问题的注意力。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了，在选择总理接班人问题上，导致了两派间的直接冲突。最后，选举华国锋继周恩来接任总理，而没有选举邓小平（邓小平作为第一副总理，在周恩来生病期间日益履行了周的许多职责），这被外国评论家看作是一种妥协的举动，因为，华国锋在党内与任何一派都没有联系，1976年4月7日进一步证实了对他的总理任命。然而，1976年2月，当激进派开始了一场反对“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激烈运动时，两派之间的斗争激化了。特别是邓小平蒙受了耻辱，1976年1月以后，他没有再公开露面。

　　1976年4月，报道他被撤了职务。

　　§勃列日涅夫的苏共二十五大报告

　　（1976年2月）

　　1976年2月24日至3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作了中央委员会报告。虽然他提到了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同时，他指责毛主义“直接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调和的方法似乎基于苏联的希望：即中国政治领导人最近的变化将对苏联产生更有利的政策。

　　关于中国，勃列日涅夫指出：“中国现领导人的政策明目张胆地反对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只说毛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不相容，现在已经不够了。它们甚至是直接敌对的。……我们仍将同毛主义作斗争，作原则性的和不可调和的斗争。同时我想再次重申：对待中国也象对待其它国家一样，我们坚定地奉行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的原则，总之，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不但如此，还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北京回到真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策上来，放弃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走上同社会主义世界合作的团结的道路，那么，这定将得到我们方面相应的反应……问题就在中国方面了。”

　　继华国锋1976年4月7日被任命为总理的消息被证实之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发了祝贺电报，他在电报中说：苏联“准备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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