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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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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减少争论的尝试 (1963年~1964年) 1963年底至1964年初,中苏论战仍在继续。同时,伴随着实现双方和好、或者至少是暂时中止意识形态方面敌对状态的尝试(这一尝试主要表现在苏联方面)。然而,这些行动收效甚微,到1964年中期,双方仍然象以前一样激烈地严厉批评对方。 中国对苏联共产党的驳斥 (1963年9月~1964年2月)在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2月10日期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连续发表了七篇答复苏联共产党1963年7月14日公开信的文章。 在回顾论战历史的介绍文章之后,紧接着的两篇文章分 别为斯大林辩护并攻击南斯拉夫政权为“野蛮的法西斯专政”。第四篇文章把苏联领导人说成是对亚非拉人民的斗争采取“消极、藐视和否定态度”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指责他们通过复活“黄祸论”来煽动种族仇恨。 第五篇文章是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文章指出: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须放弃革命,必须放弃进行正义的人民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在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战争威胁面前,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屈服。……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同时也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任何别人都不能代替。……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应当,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核武器,永远只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应当首先使用核武器,绝不应当玩弄核武器,进行核讹诈、核赌博。文章的后一部分坚持认为赫鲁晓夫在古巴危机中正是这样做的。 第六篇文章指责赫鲁晓夫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和平共处的概念变为“阶级投降”政策。第七篇文章指责苏联领导人为“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1963年夏秋,苏联报刊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但是,总的来说,避免了中国攻击赫鲁晓夫所包含的那种个人辱骂。1963年10月6日,苏共中央理论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坚持认为,虽然中国共产党现在声称支持它以前攻击过的和平共处政策,但它没有排除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国际“革命战争”的可能性。文章指出,“用世界战争的方法努力实现其他国家的革命,这是一条共产党人在原则上所不能接受的道路,因为这是以反列宁主义的、从外部‘加速’革命的思想为基础的。此外,这是一条用打核战争的方法而不顾世界战争的现实后果的道路……” 1963年10月23日,《共产党人》声称,中国宣传机构正在进行“神化毛泽东”和进行“一场自托洛茨基主义时代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运动”。 中国宣传机构正在鼓励和支持其他国家的“反党和宗派团体”,企图从这些团体(大部分是由各国共产党开除的人组成的)中拼凑一个国际集团。 §苏联建议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并建议结束论战 (1963年10月~1964年2月) 1963年秋天,苏联报刊发表了许许多多外国共产党倡议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一个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声明。10月25日,赫鲁晓夫呼吁结束公开论战,并建议如果中苏两党之间还有分歧,那“就让时间来检验谁的观点更正确。”然而,11月15日,新华社声称,自这个呼吁以来,苏联报刊已经发表了80多篇反华文章,新华社并把这个呼吁说成是“只不过是掩盖苏联领导人疯狂的反华活动的一个花招。”11月29日,苏联党在致中国党的一封信中建议中止论战,准备国际会议。 信中强调了公开论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损害之后说:“除了那些有分歧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或者至少很接近的地方。”信中要求“平心静气地,没有偏见地弄清目前的争论,摒弃一切非固有的东西”之后,建议谈判应该在两国贸易增加和苏联对中国工业技术援助增加的情况下开始。 信中建议,公开论战应该被通过彼此协商会谈和交换信件所代替,这会对国际共产党会议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最后,信中说:“所有党的义务是,促使创造能使这种会议获得成效的局面,以便使这一会议不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而是导致所有兄弟党……的真正团结和一致。” 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的信件不屑一顾,直到1964年2月29日才予以答复。与此同时,中国党继续发表文章攻击苏联共产党,并要求在那些支持苏联的当地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建立亲华政党。2月4日《人民日报》公开拥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并坚持认为:“象其它任何事物一样,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倾向于一分为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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