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译者序)

译者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苏关系（包括中苏两国和两国共产党的关系），无疑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最曲折复杂、最丰富多彩和最具有浪漫色彩的事件。尽管中苏两国、两党的历史随着1991年8月苏共的解散和同年12月苏联的解体而宣告结束了。但是，作为一段曾经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而又对世界和世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来说，了解和研究其发展的历史过程，深入探讨整个中苏关系的历史之所以如此发展、其中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之所以如此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不仅对于历史学研究来说是十分有意义，而且对于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也是十分有益的。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91年苏联解体的四十余年中，中苏关系跌宕起伏，迂回曲折，扑溯迷离，动人心弦；在这四十余年中，既有情意融融的春天，也有秋风飒飒的秋天，更有白雪皑皑的冬天；在这四十余年中，既发生过许多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团结一致的美好故事，也发生过许多令人惊诧不已、啼笑皆非、悲痛遗憾的事件……这四十余年的历史，这四十余年历史中的许多事件，至今仍令人回味无穷，仍值得人们深刻思考……当然，不忘却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现在，更好地走向未来。这正如亲身经历过中苏关系四十余年历史的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2月会见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所说的：中苏关系应该“结束过去，放眼未来”。“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他涉及到十分复杂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涉及到过去，因此，解决他们，必须认识过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翻老帐”，而是“应当认识、记住、考虑他的教训，以便前进。”回顾中苏关系的昨天，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这正是我们执著和潜心翻译这本《中苏关系内幕纪实》（原名《中苏关系三十五年》）的主要想法之一。

　　中苏关系不仅内容丰富曲折，动人心弦，而且由于中苏两国、两国共产党在当代世界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从而使得中苏关系及其影响也在当代世界

　　政治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中苏两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是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而且又是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苏两国共产党是世界两个最大的共产党——一个是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共产党，一个是世界上历史最长的共产党，而且又是两个最大的执政的共产党。因此，中苏关系——无论是友好，还是恶化，都会对当代世界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四十余年中苏关系的历史已经表明，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中苏双方的论战和对抗，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苏两国国内历史进程和历史面貌的发展，影响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面貌的巨大变化，而且还影响了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迁。（当然，上述影响是互相的）。认真研究和总结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四十余年相互关系的经验教训，这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都是十分有意义的。这也是我们翻译这本《中苏关系内幕纪实》的主要想法之一。

　　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91年苏联解体四十余年中苏关系的历史，是当代世界历史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历史之一。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国外已出版了许多研究文章和著作。在我们国内，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章甚少，专著和译著更少。我们翻译此书，希望能够对国内这一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同时，也希望该书成为一本人们所喜欢的雅俗共赏的读物。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91年苏联解体四十余年中苏关系的历史，大致分为四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这是中苏关系的友好合作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苏双方进行了亲密的互助合作和互相支持。1949年10月2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天，苏联第一个宣布承认新中国，正式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1950年2月，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其它协定。特别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对于新中国的巩固具有重大意义。五十年代前半期，双方分别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密切合作。在政治上，中苏两国共同支持了朝鲜人民的抗美斗争和印度支那人民的抗法斗争；苏联支持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行动，并以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苏联还一贯支持在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中国也对苏联当时所提出的缓和国际局势，维护世界和平的倡议给予了响应和支持。中苏双方在经济、文化领域进行了密切合作，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贷款、设备和技术资料，派遣了许多专家，帮助中国进行了经济建设。另一方面，中国也向苏联提供了他所十分需要的许多矿产品和农产品，其中包括苏联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矿产品，等等。总之，这一时期，中苏双方在政治上互相支持，在经济上密切合作，中苏关系基本上是亲密友好的。

　　第二个时期，从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到1965年3月的“19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这是中苏关系分歧，论战和彻底破裂时期。

　　这一时期的历史又可分为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到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会议。这是内部交换意见阶段。双方主要围绕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和平过渡”和对斯大林的评价等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此外，双方还在两国内政，对外关系和民族利益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但在这一阶段，双方主要是进行内部交换意见，正面说理，尽量避免分歧公开化。

　　第二阶段，是从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到1963年7月14日苏联共产党《公开信》的发表。这是不点名的论战阶段，双方主要围绕布加勒斯特会议、1960年莫斯科会议、苏共二十二大，以及“加勒比海危机”、中印边界冲突、中国公民逃往苏联和苏联撤回专家等一系列事件，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争吵。但在这一阶段，双方在报刊上都尽量避免指名道姓地攻击对方。中国方面往往是借攻击南斯拉夫和铁托而影射苏联和赫鲁晓夫；苏联方面往往是借攻击阿尔巴尼亚和霍查而暗指中国和毛泽东。

　　第三个阶段，是从1963年7月14日苏联发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这是中苏公开论战阶段。在这一阶段，双方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及所涉及的一切重大问题，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激烈的、公开的论战。

　　第四个阶段，是从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到1965年3月“19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这是中苏两党关系的彻底破裂阶段。在这一阶段，双方围绕召开不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以及召开会议的日期和参加会议的成员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1965年3月1日至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由19个共产党参加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在苏联邀请的26个共产党中，中国、阿尔巴尼亚等7个共产党拒绝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以后，中苏两党关系彻底破裂，原来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彻底分裂了，原来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复存在了。

　　第三个时期，从1965年3月莫斯科会议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这是中苏关系的全面对抗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苏双方的互相攻击，对抗达到了顶峰。在理论宣传方面，双方互相攻击，互相谩骂。在军事方面，双方都把对方作为直接威胁自己的敌人，各自在边界上陈兵百万并且围绕领土和边界纠纷，发生了多次武装冲突。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69年3月15日双方争夺珍宝岛（达曼斯基岛）的一次武装冲突，结果造成了众多人员的伤亡。在世界范围内，双方围绕着越南问题，美国问题，印巴战争问题，柬埔寨问题，阿富汗问题等，进行了对抗和斗争。

　　第四个时期，从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到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这是中苏关系趋于缓和、相互接触、相互谅解和重新走向正常化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一方面，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内部情况的变化，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新时期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另一方面，苏联国内的情况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与此同时，进入八十年代后，世界形势也出现了和平与发展的趋势。由于中苏双方国内情况的变化和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中苏关系自

　　1982年后开始趋于缓和。从1982年到1989年，双方在经济、文化、科学、体育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进行了十几轮副外长级蹉商。1988年12月和1989年2月，中苏外长进行了互访。1989年5月15日至18日，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使中苏关系自1965年3月破裂以后，重新实现了正常化。中苏关系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

　　回顾四十年中苏关系的历史，特别是那段使整个世界惊诧万分的中苏公开大论战的历史，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和汲取。以今天的认识水平来看，当时双方所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和采取的许多做法值得重新认识和反思。

　　§三

　　由彼得·琼斯（PeterJones）和西安·凯维尔（SianKevil）合著的《中苏关系内幕纪实》（原名《中苏关系三十五年》）一书，详细而又简明地介绍了1949年～1984年三十五年间中苏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在书中，作者采取了客观主义描述的手法。总的来说，作者态度比较客观，评介比较公正，书中所援引使用的资料，也大都有案可稽。该书条理清楚，层次分明。除此之外，该书还披露了不为人们多知的事件的内幕，如1959年彭德怀庐山会议事件与苏联共产党的联系，中苏双方互相驱逐使馆人员，红卫兵对苏联驻华使馆的围攻，以及红场事件和珍宝岛事件等。

　　该书所介绍的中苏关系的时间截止1984年12月，这是该书的一个缺撼。这只有等该书再版时补救了。此外，作者在描述中难免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观点的影响。例如作者把“文化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看成是“稳健派”和“激进派”之间的斗争，等等。这些，相信读者是会辨析的。

　　该书由郭学德组织翻译，由郭学德（译目录及一至五章）、朱耀先（译六至九及十四章）、黄飚（译十至十三章）三位同志合作译出，由朱耀先同志负责校对。最后由郭学德同志通修定稿，并加注了全部中文注释。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翻译中疏误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该书翻译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朋友和老师的关心和指导。专门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的学者藤世宗教授，通审了全部书稿，写出了中肯的推荐意见。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在该书翻译过程中，我们还在资料方面得到了河南省委党校图书馆刘珺、高抗美、陈金枝、王爱英、王凌等同志的帮助，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郭学德
　　一九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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