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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白色恐怖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就这样建立起来并很快开始启用。作为掩护,熊瑾玎挂起了“福兴字庄”的招牌。当上了商号“老板”。

  既然是“老板”,就应该有一位“老板娘”。否则,一个正当盛年的老板长期鳏居,会引起旁人的怀疑。何况,作为中央政治局机关,自然少不了机密文件,以及各种办公用品,包括洗抄机密文件的密写药水等等。这些东西都需要专人保管和整理。熊瑾玎要管理机关,还要兼任他的中央会计工作,一个人忙不过来。于是,中央就给熊“老板”择了一门“亲事”。为他配了一位“老板娘”。这位“老板娘”就是朱端绶,她是从千里之外的汉口“远嫁”而来的。

  中央政治局机关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多,直到后来出了叛徒,才被迫放弃。这在当时为数不少的中央秘密机关中,是不多见的。

  一九九〇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登门看望了还健在的朱端绶。老人向她谈起了当年开会的情景:

  你爸爸是中央秘书长,经常来我们这个机关,来了呆半天就走,有时只呆一两个钟头,办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一次开会的时间。常委会人少,在一间屋子里开。政治局扩大会人多。有时两间屋子一起开。你爸爸常在会上发言。有一次他的发言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你爸爸反对,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土枪土炮怎么打得赢?当时的总书记是向忠发,一点本事也没有,你爸爸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到过法国和苏联,知道的东西多。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的成员们常常在“熊老板”家吃饭。当时担任中央秘书处长的黄介然老人后来回忆说:朱端绶做的一种鸡汤煲牛肉我们最爱吃。吃饭的时候大家总是有说有笑。小平同志也爱说笑,而且诙谐得很。我对小平同志印象很深,他是非常镇静的,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

  三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的一天,上海。

  清息,震旦大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位蓄着胡须,身着长袍,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的中年男子迈着沉稳的步伐,朝着学院方向走去。站在路口值勤的是一个印度巡捕,当时的上海市民把这些肤色黝黑,头缠红色包巾,专在街上路口巡逻的印度巡捕称为“红头阿三”。看见这位颇具学者风度的男子走过来,这个身材高大的“红头阿三”下意识地向他微微点了点头,以示礼貌。

  几个月来,每个礼拜总有几天早晨,都会看到这位男子向震旦大学走去。在他看来,这人一定是那个大学的教授,此时正步行去学校上课。

  那个懂得尊敬斯文的印度巡捕并不知道,每次“教授”走到震旦大学的门口,都没有进校园,而是径直向前走去。因为,这位受到他敬意的男子并不是教授,他就是受到国民党当局重金通缉,租界巡捕房的侦探们千方百计想捉拿到手的周恩来。

  周恩来擅长化装以骗过敌人,多年来一直为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地下党员们津津乐道。他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是蒋介石悬重赏捉拿的“匪首”,在大革命时期又长期担任过国民党党政方面的重要职务,不仅黄埔军校的学生,国民党内的许多人也都熟识他。因此,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的处境就格外的危险。

  在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以他过人的机智和冷静,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方大多只住个把月,有时只住半个月就搬家,最长的一处也只住了半年,而且每换一个住处就要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除了特殊情况,周恩来严格地把自己外出的时间限制在早晨七点以前和晚上六点以后。他对上海的街道里弄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通常,他化装成上海滩随处可见的商人,后来又蓄起了长须,因此在党内留下了“胡公”的雅号。

  这一段时间,周恩来搬到震旦大学附近。为了适应环境。他便装扮成学者的模样,久而久之,就连街头值班的巡捕也要向这位“教授”颔首为礼了。

  走过几条街道,周恩来来到同孚路柏德里,这条里弄的七〇〇号是一所常见石库门房子,两楼两厅。这是中共中央一个重要秘密机关周恩来和邓小平几乎每天都要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这里请示工作。当时党内的人都把这个地方称为“中央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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