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特科(9)_林成西

九

　　这一老一少夫妻俩是一对“怨偶”吗？不是。他们其实是一对假夫妻，是两个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坐机关”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

　　“福兴字庄”的“老板”，真名叫熊瑾玎，又名熊楚雄，湖南长沙人。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在长沙参加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一九二七年十月，他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刻，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他同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很相似。

　　“老板娘”叫朱端绥，是熊瑾玎的小同乡，也是湖南长沙人。她虽然比“丈夫”小了二十二岁，但是党龄却比他长两年——一九二五年就入党了。

　　这对假夫妻开的“夫妻店”，就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大脑”——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地，实际也就是中共中央的藏身之地。

　　所谓中央政治局机关，就是政治局常委们经常碰头和处理日常事务，以及政治局成员开会的地方。那么，“福兴字庄”刚开张的时候，经常“光顾”这里的是些什么人？换句话说，中共中央刚刚迁到上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

　　一九二六年，是中国现代上一个大动荡的年头，整个中国都在激烈地动荡，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也不例外。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频繁地改选着，变动着。

　　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五大闭幕时，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了由九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他们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在九个政治局委员中，又选出三人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

　　这三个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就被一个新的班子代替了。

　　六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一大以来一直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因仍然坚持右倾错误，被停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新成立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除了五大选出的李维汉和张国焘以外，又增加了三个人。他们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

　　十天以后的七月二十一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召开临时中央常委会，他在会上宣布增加一名政治局常委，并指定这位新的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这位后来居上的常委就是瞿秋白。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任领袖。

　　“七一五”政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在风云突变的局势面前，中共中央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今鄱阳街一三九号）的一幢西式公寓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场会议只开了一天，史称“八六会议。”

　　在”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层又一次进行了改组。会议重新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名单如下：

　　正式委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

　　候补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在两天后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推举出由三人组成的常委会，他们的排名顺序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同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又有两人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他们是周恩来和罗亦农。三常委变成了五常委。仅仅半年时间，周恩来在政治局里的的身份就这样升升降降，由委员而常委，由常委而候补委员。再由候补委员而升为常委。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他便一直处于在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核心中，直至他离开人世。

　　经常光顾“福兴字庄”的，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政治局成员之外，还有一个人，此人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却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他随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当年十二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协助瞿秋白、周恩来等常委处理中央工作。每逢政治局开会，都由他作记录。许多日常事务，也是由他处理的。所以，他来这里的时间比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还要多。

　　“福兴字庄”是由熊谨玎一手建立起来的。熊瑾玎接受任务后，立即以商人的身份四处觅房。几经周折，最后找到天蟾舞台隔壁的这三间房子。这个地方很适合秘密工作的需要：它同天蟾舞台相连接，从戏院的楼梯可以直接到达房间。楼下是医院，每天前来求医问药的人很多，来这里联络接头和办公的人员混在其中，一点也不引人注意。房背后另有楼梯通向一条僻静的弄堂，出弄堂就是繁华熙攘的汕头路，遇到紧急情况时转移起来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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