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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大家心情都还不错。科加七日忙碌、充实,各人大有所获。在西藏乡间的格勒如鱼得水,在他所归属的本民族的土地上自由自在。是个学者,但首先是牧民之子。他自身为高原所塑造,他的身世也承袭了那片康巴土地的风格。他已记不得父亲的模样,那位血气方刚、英勇无畏的康巴汉子,四十年前在康地司空见惯的血亲复仇、部落械斗的一次战斗中牺牲,被乡亲们看作可钦敬的英雄。童年格勒与小伙伴们一道捡牛粪,远远望见一头黄白花母牛翘起尾巴,便欢呼一声:“花母牛——我的!”抢步向前,双手捧起热腾腾的新鲜牛粪,俨如胜利者。少年格勒,去甘孜县城上学,汉话说得之糟是全班之最。四十多个男生住在一大间宿舍里。睡在窗下的格勒起夜,就站在窗台上方便。于是窗外就结了冰。查夜的汉族老师摔了大跤,喝问:“谁尿的!”格勒只好承认:“我。”卅么时候尿的!”本想回答昨天,但脱口而出的是:“明天。”惹得在场老师和同学们哈哈大笑。

  这是格勒轶事中作为保留节目的笑话,每回说起都能引发轰动效应。自那时起二十年间,格勒已用汉文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博士论文《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洋洋三十万言,当然还有藏文和英文。

  从高原本土生长起来的人类学家,就这样走在西藏乡间坡坡坎坎的小路上,从一个家院走进另一家院。那些不肯向我们这些外来人透露当地一妻多夫、一夫多妻情况的人们,倒十分乐意向他提供有关别称为“打狗”①的一种男女之爱的风俗,这一方式的由来及某些情节。再由他转述给我们。这是他独享的优待。

  充荡着“酒神精神”的康巴土地塑造了他的品格:高傲,善良,激情和固执。他独来独往于科加,此际他与南希由时常的争执发展到不愉快,索性怄气不理人家啦。工作狂南希,只得依靠扎呷和次丹多吉协助。但是也有问题:那位次丹多吉由于缺乏耐心很不适合当翻译,更何况他所翻译的经过他的改编再创作已加进自己的观点。聪明的南希很快识破了这一点,怨声载道。她更喜欢由恭顺能干的“干儿子”扎呷陪同。遗憾的是康巴小伙子扎呷理解西部藏区的藏语格外吃力,也不免叫苦连天。就这样,大家还像上紧了发条的钟表,只知工作和工作。而且由于水土不服,大家普遍感到不适,肚子胀。这是一种令人难为情的毛病。

  一天傍晚,南希觉得不舒服,强迫扎呷、老孙和我陪同她去山坡散步。行至田野上,发现豌豆将熟未熟正处于最佳可食状态,除南希外的三个人大喜过望,遂弯腰采摘。南希说,豌豆虽然好吃,但不能偷呀!扎呷赖皮地还她一句,你承认好吃就行啊!南希夸张地大喊“古玛(小偷)”,我们嬉皮笑脸地塞满了每个衣袋,方才班师回朝。第二天,拿新鲜豌豆烧罐头,南希和大家吃得好香——请科加人原谅我们这群流浪者,我们只偷袭过这么一次。

  对科加,韩兴刚本是熟门熟路,一进村就荣幸地接受了一项工作:按原件复制一幅忿怒莲花金刚的唐嘎——委托人制作唐嘎是一种积累功德的行为,对于工匠来说也具有同样的意义。韩在绘制过程中还要言传手教带个徒弟:老县长上中学的儿子。作坊就设在科加寺门相对的小楼,老县长贡嘎的家中。这是一件极工笔精致的活儿,早起晚归,直到临行前那一刻,小韩才画完最后一笔。

  记者小杨搜集民歌。小杨很难合上群儿:不习惯于热情的小伙子们的玩笑,也难以与中年人交流。她就成了孩子王,身后总跟着一群十多岁的女孩子。她教她们唱歌跳舞。这是学习了长辈们的榜样;一位女工作队员去某地开辟工作,教当地孩子们一首歌,那些孩子们因此终生记住了她。小杨也想让科加的孩子们记住她,于是科加村便响彻了孩子们欢快的童声合唱:“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通海角天涯;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田野春花……”

  杨成和老耿两位师傅,上路当车夫,住勤当伙夫,真无私奉献了。杨成生长于西藏,气质性格被藏族同化,本质上已加入了合唱与群舞的行列,格外的不自私。所以他眼中的我们,个个都很功利,自私得可以。有一回他透露了这一想法。没想到这一想法使我举一反三,解决了我长期以来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西藏人物质生活水平很差,为何那样乐观?

  杨成的评论与这一问题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正是我们这个拼凑起来的小团体之间,可互为参照,解决疑难:我看藏族百姓,正如南希看我:她物质上如此清贫,为什么无忧无愁,反倒快乐呢?我看南希,正如杨成看我,只知道自己的工作,私心太重!

  五十步笑百步!拿外星人的眼光看地球,地球人都一个水平。

  宏观说来是如此,具体说来,例如南希教授的性格,既是美国式的,又不是美国式的。

  这群人中,南希和格勒两位博士先生女士年龄最大,又是他俩最像孩子。南希几次都要哭起来了,有苦无处诉,只好反复跟我说:他在美国讲学时多么温和,一到中国怎么就这个样子呢(她学他的样子,夸张地把脸一沉)!“Why?Why?(为什么)”

  又有一次,她气愤委屈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说他不再帮助我!他说他不再帮助我!”

  在这种时候我能说什么呢?况且我的英语和藏语是如此有限,很难做劝解工作。然而要命的是,有限的英语加藏语已足够胡言乱语拨弄是非的了。首先我能宽慰她的是,格勒虽然脾气不好,“Bllt,he is a good man(但他是个好人)。”并且还进一步自作聪明地回答她的“Why”,“因为他爱你,”用英语说完这句话,又用藏语强调说,“是真的。”

  这一说可就糟了糕,南希明显感到不安,眉头蹙到一起,从临睡前一直解释到起床后,那行为简直就不像当代美国女性,她一再认真肯定地说,这不是爱,“Not love”,并解释说她有丈夫,她的丈夫是个非常好的人。

  这使我尴尬,她的性格比起中国女性还不开朗,把这些话学给格勒听,格勒竟发起急来,既指责我净胡扯,又气她居然把丈夫是好人都搬了出来,好像怎么怎么样了似的。

  我越发尴尬又扫兴,本是好心却又添了乱。但这场是是非非使在场的年轻人们大为开心:又观看了一场西洋景。

  这是一支科加生活插曲。

  次丹多吉无论到何处都是自来熟,他摹仿能力极强,在西藏大学读了五年藏文系,主要掌握了宗教知识,念经时中气很足,共鸣极强,且善辩论,每到一地必与僧人打成一片。据他说人家听了他那一套套理论都很服他,所以他只要有机会就甩下我们,自己钻进寺庙或被僧人邀至家中不见踪影。夜间很晚才回来,蹑手蹑脚行至院门口就学狗咬狼曝,吓唬在车里睡觉的小杨。不几天,又打听出这个院门口曾发生过械斗:康巴人和村里人对打,康巴人寡不敌众,被打死二人,村民时常夜间听到鬼在叫,是康巴人灵魂未走。听到这一传说,小杨害怕了,搬回我们房间。这又是一个小插曲。

  愉快的科加给了我们愉快的生活。村民们不时送来炒青稞、糌粑酥油和新鲜菜蔬。我们迅速熟悉起来并建立了一些感情。南希兼做了医生。她的金属箱子里备有大量的止头痛治胃痛的药,还有外用药品。巴桑的妻子次桑珠的拇指一月前被刀斫伤,发炎化脓,我就领她来见南希,换过几次药。由于这些行医、作画之类善行感动了村民,将要离开科加的前二天,他们纷纷送来食品和作床铺用的毛织卡垫,分手时颇有些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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