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104)

一〇四

　　在一些参加悼念活动，积极送花圈的“重点单位”，“四人帮”派去爪牙，进驻工作组，责令每个支部写出送花圈前后经过的“书面报告”，所有送过花圈抄过诗词的人都要登记进行审查，写过诗词、悼词的都要勒令交代问题。仅500人的科学院一〇九厂，因送了四块诗牌，除3人被捕外，11人办隔离、停职等各种名目的“学习班”，70多人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130名人上了黑名单，厂领导被打成“走资派”；政治部负责人被打成“反革命事件幕后操纵者”，受多次批斗，致使心脏病发作，卧床不起，厂工作组长被诬为“支持反革命活动”，勒令回厂检查，致使癌症恶化，含冤而死。

　　曙光电机厂被打成“反革命黑色营垒”，全厂3000多名职工被审查，23名成了重点审查对象。

　　解放军二炮机关被定为“重点清查单位”，“四人帮”亲自派人坐镇，追后台、查动机，搞人人过关，100多人受到审查。“四人帮”爪牙扬言：要揪出重型电机厂作铁花圈的“幕后操纵者”，公安局派人进驻厂内，大批同志遭到逮捕、隔离审查、停职反省。

　　清华大学送白花的电子系数名学生回校后就被戴上“反革命”帽子，迟群一伙恐吓他们：“你们干的事罪行严重，把你们抓到体育馆开万人大会批斗也不过分”。“判你们无期徒刑很合适。”除周为民被捕外，还有3名同学被关押在清华私设的牢房内，其他人都受到批斗，连保护他们或不愿批判他们的人都受打击迫害。

　　“四人帮”不仅残酷迫害参加天安门革命运动的人们，还在工厂、机关、学校、街道成立“清查工作组”，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大清查，强迫群众互相揭发检举。凡是清明节前后去过或路过天安门广场的都成了“嫌疑分子”，“四人帮”还派出大批“便衣”混杂在公共场所，听到有关天安门事件、“政治谣言”等“大逆不道”的言论，就当场抓人。

　　§追“后台”

　　江青还居心险恶地出主意，要公安局对抓到的青年人，叫他们说清为什么这样干。在“四人帮”的指示下，干将们兴风作浪，大喊大叫要抓青年“后面的老反革命”，“深挖的主要目标是党内走资派”，要“一追到底，追到哪算哪”。

　　为了将邓小平同志打成天安门事件“总后台”，他们挖空心思，用尽卑鄙伎俩。他们派工作组进驻邓小平女儿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并明确指示要通过邓小平的女儿追查邓小平。半导体研究所被打成“邓记谣言公司分销店”，邓小平的女儿被诬为“谣言”的根源。北京市公安局的“四人帮”干将公开造谣说：“天安门事件那天，邓小平汽车从天安门广场经过，他表现得很高兴！”

　　“四人帮”及其爪牙将罪恶矛头公开指向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在“双追”简报和其它有关追查的材料中，多次点了叶剑英和很多领导的名，诬陷他们是“政治谣言”的风源。公安局在清明节期间偷记了天安门广场上115辆小汽车的号码，涉及到中央、国家机关、部队等80多个单位。

　　在审讯因天安门事件被捕的群众时，他们软硬兼施，逼迫群众交代“后台”，写诬蔑党政军负责同志的材料，并追问叶剑英、邓颖超等同志的情况。他们还按江青的诡计，确定了35个“重点案犯”，导演了一出出劝降剧，摆上好烟、好茶，“好言”相劝，让他们谈出和一些领导同志“政治上有什么联系”。

　　公安局先后拘捕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群众388人，还有很多未参加天安门事件的群众，也以“造谣”等罪名被投入监狱，至于以隔离、办班等方式审查的人就更多。

　　在公安局内部，干警受到拘捕、隔离的有15人，受各种方式追查的多达600余人。

　　全市“双追”中涉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副部长和军长以上领导干部被触及的近30名，包括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廖承志、余秋里等。

　　§杀机显露

　　催逼“逮捕”“处理”的指示一道道下达，从“四人帮”在浙江的干将日记中查出：“根据王洪文指示，‘四四’事件的人，争取在76年12月底以前要处理结束。”字里行间，杀机显露。

　　6月，毛远新布置“要给公安、民兵负责人打个招呼”，“北京可不能再出现天安门事件或类似事件”。清华“四人帮”女干将按照他的意旨向公安局的一伙作了部署。

　　6月底，镇压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组织卫戍区、工人民兵、公安局制定了《关于可能发生反革命政治事件的设想》，提出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并提出“处置”意见，做了镇压准备。

　　公安局干将制定了《应急方案》，制定了镇压措施，提出矛头指向“手中掌握一部分权力”的“党内走资派”，毛主席逝世后，他立即按方案部署，北京市公安局组织了3300多人的机动力量，准备枪2400多支，棍棒1050根，机动车270辆，还有大批电台、报话机等通讯器材，绘制作战用城区坐标图，只待“四人帮”发动政变，就要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

　　§春不远了

　　粉碎“四人帮”，为天安门事件这个冤案的平反提供了历史契机。但是道路并不是那么平坦。

　　1977年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天安门广场又成了花山诗海。人们尽情欢呼四害已除，大地回春，热情歌颂党中央“为民除四害，万代颂丰功”，深情地怀念总理，“若知人间伏虎事，忠魂笑慰九重天”。人们“忆清明，意难平”，发出了“四五奇冤应昭雪”的呼声，唱出了“四五浩气满乾坤”的颂歌。广场上贴满了“人民万岁”、“四五运动万岁”等大标语和大小字报。严正驳斥继续维护天安门事件冤案的种种谬论，并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冤案彻底昭雪，为受迫害同志彻底平反等“历史的要求”，表达了澄清事实真相、严惩镇压革命的“四人帮”及其爪牙等“人民的愿望”。

　　还有很多诗文强烈呼吁为邓小平同志平反，并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也有的点名批评斥责某些部门的负责人在天安门事件中伙同“四人帮”镇压群众，而且至今仍然捂盖子、压群众，坚持错误。

　　北京市委一些负责人和当时仍把持市公安局的“四人帮”的干将对这些革命活动继续镇压。他们三番五次亲自下命令，亲自作批示，胡说什么“这是右倾翻案风的继续”，“敌情比头一年清明还严重”，将很多大小字报定为“矛头是对准中央”的“反革命案件”。他们还叫嚷：“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破坏活动要坚决打击”，“不能畏首畏尾”，“不能手软”；要“组织破案”，“认准了要抓人”，“力争一个不漏，一个不丢”。于是他们在天安门管理处设立了“指挥部”，下令让公安局的3个处加强天安门广场的力量，派出便衣人员六七百名，到广场监视群众，跟踪盯梢，“取证”抓人。从1月8日到14日，从天安门广场撕取诗词、大小字报及拍摄的照片共200多件，从中定为反革命案件的86起；逮捕1人，拘留6人，受到追查的16人，给他们定了“反革命”、“政治错误”、“影射攻击”等罪名。

　　然而人民顶着压力，冒着危险，仍在不屈不挠地斗争，童怀周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童怀周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16名教师组成的战斗集体，一直从事着搜集天安门革命诗词的工作。1977年1月8日，他们把第一次刻印的诗集贴到了天安门广场，并留下了地址、电话，发起征集天安门革命诗词的活动。这个诗集的出现被北京市公安局作为“阶段斗争新动向”备案，在广大群众和学校内干部、工人支持下，童怀周的同志们不间断地工作着，四五运动一周年前夕，他们印出铅印本。又陆续出了合订本和续编，一共收集诗文1500多篇。这些诗集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给童怀周寄来了几千封热情洋溢的信，亲自登门拜访或打电话的不下1　　人次。有的诉说自己渴望得到诗集的急切心情，有的写来赞颂诗集的诗歌，有的衷心感谢童怀周“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北京，七机部五〇二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世界文学》编辑部、首都机械厂等单位许多同志也和童怀周一样从事着诗文收集工作，编辑了各种版本的诗文集。这些光辉篇章作为历史的见证，将留芳百世，永远刻在人民心中。

　　§拨开浮云

　　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为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接着，中共南京市委宣布，南京事件是革命行动。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宣布：“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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