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103)

一〇三

　　天安门广场继续戒严。

　　北京市各单位传达市革委会于4月5日发出的《紧急通知》，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刘传新在公安局会议上狂叫：“已抓到的还不是大鲨鱼，要深下去，捞一大批”，“重点在党政军、党内走资派”。市公安局电话通知各分、县局，在相馆查到涉及天安门事件的胶卷和冲洗的照片，要没收并登记姓名、住址或工作单位。

　　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庄辛写信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为此，他被司法机关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4月7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的汇报时，指出要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及吴德的广播讲话，并解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又说：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

　　性质变了。毛泽东还提出华国锋任总理，一起登报。

　　7日下午，毛泽东补充说，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一小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这个决议。同时广播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

　　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吴德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并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名义发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报道说：“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报道把人们对“四人帮”的声讨和对“左”倾错误的抗议说成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把人们拥护邓小平的领导说成“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抬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和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4月12日，《人民日报社》收到一封署名“一个现场的工人民兵”的来信。信封正面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是：“戈培尔编辑收”。信里装着一份4月8日《人民日报》的一、二版。上面批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建议“从今日起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江、张、姚！”

　　4月8日这一天清晨，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部队，奉中共中央之命，集会游行，表态谴责邓小平，向中央打电报汇报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人民日报》一篇又一篇地报道此类消息，造成全党、全国人民“拥护”的假象。北京和各地又根据中央的要求，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搜捕天安门事件的参加者和“幕后策划者”。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伟大的胜利》的社论，污蔑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大清查、大搜捕

　　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大清查、大搜捕开始了。“四人帮”亲自策划，搞所谓“双追”运动，即追查所谓“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以及反革命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

　　“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干将在公安局领导干部会上杀气腾腾地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都有指示，既然反革命打人、行凶，当然要还手，我的理解是敞开干。

　　对在天安门广场录音的刘万勇同志，姚文元批示“抓紧清查、报告中央”，张春桥又批“彻查严办”。“四人帮”的爪牙扬言：这次追查“一年查不清，查两年，问题不清楚，十年也要查清楚。”

　　在“四人帮”直接控制下，北京市公安局全力投入镇压活动，组成审讯领导小组，又从全局和公安部抽调80人，充实审讯力量，指令公安局两个处、各分局两个科集中力量侦察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案件和“谣言”案件。一时间，乌云蔽天。严寒凝地，冤狱四起，株连无数。

　　在北京，追查“反革命案件”的影印件和通报，十万火急下达到各个单位，“罪证”便是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诗文。“扬眉剑出鞘”一诗被列为“〇〇一号反革命案件”。

　　在“四人帮”指令下，牢房腾出来了，镣铐准备好了，公安机关开始四处抓人。诗词作者、讲演者、送花圈的带头人，纷纷被打成“反革命”、抓进监狱。

　　《今日在何方》等诗的作者，青年干部李舟生被捕。

　　血书作者青年工人王海力被捕。

　　第一篇声讨“四人帮”檄文的作者，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曹志杰被捕。

　　曾同攻击总理的坏蛋进行面对面斗争的青年工人岳存寿一家4口人被捕。

　　年仅14岁的中学生傅燕君因参加天安门悼念活动、投寄反“四人帮”的信件也遭逮捕。

　　……北京城里一片白色恐怖，而“四人帮”的爪牙犹嫌不足，叫嚣：“要扩大战果、乘胜追击”，“注意选择年龄大的杀！”

　　反革命大搜捕的魔爪伸向全国各地。王洪文亲自与浙江的代理人通电话，下令对参加“杭州四·四事件”的群众进行“坚决镇压”。

　　紧接着，杭州事件、南京事件、郑州事件、西安事件等等的参加者纷纷被捕。各个省市以各种形式反对过“四人帮”的人都遭逮捕。

　　仅辽宁省从4月1日至5月25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审查处理685人，其中拘留213人，逮捕49人，11人被判刑。

　　吉林省“收容”、拘留、逮捕139人，判刑的有32人。

　　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大批“政治犯”塞满监牢，这些“新生反革命分子”罪行仅是张贴了反对“四人帮”的诗词、大字报，投寄了反对“四人帮”的信件，甚至只是抄录了天安门广场的诗词和参加了悼念总理的活动。大多数人在被捕时都不曾见过逮捕证。

　　“四人帮”的一个小爪牙竟宣称：“现在是非常时期，可以不用逮捕证”。

　　“政治犯”们在狱中受到的是威胁、恐吓、利诱、欺骗以至惨无人道的“棍棒教育”。“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爪牙说：“对这些人要狠，不要手软！”因天安门事件被抓的“罪犯”在所有犯人中待遇最低，常常二三个月不放风，一连几个月不让洗澡理发，有病不给治，而且常受到毒刑拷打。

　　4月5日的四名谈判代表之一、北京八十六中学生、刚满18岁的孙庆柱被关在单人牢房，有人命令他跪下，由于他没有马上服从，就遭到皮鞋的猛踢，被踢得不能动弹。

　　一个人成了“反革命”，一家人乃至朋友、同学都要受迫害。“四人帮”的爪牙威胁“政治犯”们：“你死了没什么，可是你那么多朋友，那么一大家子人可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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