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43)

四三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1970年初，被带着手铐从成都押到这里，一路都是住的监狱，那情景可怕极了。到这里后，才由四川省人保组向他宣读判决书，改判无期徒刑，并不准上诉。罪名之一是“关押期间书写反动诗词”，第二条罪名是“在主席画像上写反动诗词”。他说：“我当然不会上诉。连判决书都没能给我看，话又听不太懂，这样能上诉吗？其实，我写的都是歌颂党的，他们却说我是恶毒攻击。这样青红皂白不分，我还说什么？不过，后来我明白了，罪名不止这些，而是将一切坏事恶事都怀疑上我了。他们判我无期不过是要在全世界找我的罪证，不定哪天就要枪毙我的。”

　　我来的时候，办公室干部曾和我谈过话，告诉我他有病，让我来照顾他，但他可不知道他得的是这种病，这病是应该送进医院去治疗的。

　　当天的深夜，他的病发作了。他突然要起床，说是有人要来带走他，还握手和我告别。我将他按下躺着，抱着他的头，像哄孩子似地抚摸着他的大脑门，又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对他说：“什么也没有，我在这里，不用怕，我会用生命来保护你。”是的，我要用所有的柔情来温暖他那受惊的颤抖的心。

　　他总算安睡了，像过去一样安睡了。

　　我可睡不着了，直到天亮时才迷迷糊糊地睡着。醒来只见他一人坐在椅子上靠着他带来的铺盖卷。他见我醒来就说：“我可能就要走了，希望你别跟我去。那不知是什么地方，可能是水牢，刘文彩的那个，也可能是……”那么认真有把握，使我无法劝说他，只好说：“那就等着吧。我去做早饭。”这样，延续了好几天，后来，我说要给他拆洗被褥，这才将铺盖卷打开。

　　打开一看，我的眼泪就止不住流了下来。那棉絮已成了破渔网似的大洞小洞，有的他用线缝过。我为他缝的红绸被面，那更是丝丝缕缕了。现在是用那张灰色的包袱皮和包铺盖的粗布做成的一床被子，多可怕的又破又脏的棉被啊！

　　他总是一个人呆坐着，要不就急匆匆地写交代材料，还不让我看。我还是偷着看了一两次，都是一些无法想象的莫须有的“罪状”，他都安在自己头上包了下来，过几天又再报上去，说实在不是自己干的，“我没干这事，不包了。”

　　但有一次他可神秘地告诉我：“你听窗外有人咳嗽吧？那是给我的启示，是要我承认我放了毒，现在全城的人都患了伤风咳嗽的病，要我认罪，要我交代。”

　　他就这样一再沉浸在这种自我想象和自我恐怖的状态中，时好时坏，不能自拔。

　　我向干部提出应该给他一点工作做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同时我自己也需要工作，否则我的神经受不了。因此，就让我们缠麻鱼子（为织麻布用的）。我不愿白拿25元生活费，想缠麻鱼子一月能赚十多块钱补偿公家。开始，这工作对他还有效，他一心缠麻理麻。但他手不巧，做起来困难也做不好。

　　他又害怕了，说这样交出去，将来开大会时又是一条罪状。我说，那就把我的给你吧，你的我再改改。

　　大热天，他要我做厚棉衣厚棉鞋，棉鞋还要钉上厚掌。他说，不定哪天会送他走的，可能住水牢。总之，这种恐怖心理无法消除掉，生活虽然好了，但身体并没有好多少。他天天为大便不出来发愁，说是他吃这么多饭，不大便，就是对他的一种惩罚，要他认罪，认他没有犯的罪。每天到厕所去好几次，每次手上都有血，我说这是痔疮出血，可他又不肯看病吃药，直拖到年底，终于晕倒了。

　　他在精神比较正常时，每天早晨都由他生火，那煤灶火我还弄不来，头天晚上我给他劈好柴，他选好炭，非常之认真，连几块大几块小都计算好。但有一天，我还没有起床，只听到他在院里说：“不好！怎么站不住？”我感到真是“不好”了，赶快下床。还没穿好衣服，就听到外面一声“扑通”，等我出来时他已直挺挺地倒在台阶下了。我一看，他已失去了知觉，连瞳仁都散光了。我飞跑出去叫人，外面小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跑到外面巷子里叫，也没人应声。我再也不能远走了，只得匆匆地跑回来。走到门口时看见他的脚在动，我高兴地跳过去，一手托着他的头，一手就想拉他起来。我用死劲想扶他回房，但实在力不从心，只好将他抱在怀里以免躺在地下受凉。过了一会儿，他好多了，就说：“我怎么了！一阵头发昏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你用力扶着我，我慢慢地挪脚，看能不能走。”居然，他在躺着由我拖着“走”了十来步。上台阶时，他用手爬，我用劲托，勉强进到了屋里，总算是活过来了！忽然，他哎哟一声大叫，“不好，裤子湿了。”还很抱歉地望着我，其实我是不会怪他的。这次，裤子里的大便特别多，我告诉了他并让他看，他感到很轻松，好像是被解除了魔法。

　　等我将一切都弄好，准备做早饭时，才有一位干事进来。

　　一见到他，我就莫名其妙地哭了，这时我才感到自己经历了多么痛苦的一段时间。我说，他几乎不在人世了。他们有点发慌了，很快就请来了一个女医生。诊断的结果是极度贫血，原因是痔疮流血太多了。

　　决定给他打肝精针和B12，这些我在患贫血症时都打过，我就把这些情况向他解释。奇怪的是，他很听医生的话，说那女医生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负责尽职。他对她很有好感，天天等她来打针，劝他吃肉吃蛋他也不再害怕会挨斗了。后来我才悟到，这五六年来一直都是这医生给他看病，除我之外，就没有别人对他表示过关心。

　　他的身体日渐恢复，心情也稍趋正常。军管会主任来视察，对他说些应该好好学习加强思想改造的话。对我可施加压力了：主要是责怪我没有好好帮助他。我无法申辩。你们专政机关帮助了十几年都没办法，我能有什么好办法呢？当然，我也希望他能有所进步，以至能出牢门！

　　我开始试着读报给他听，后来又学“老三篇”，一起读《共产党宣言》和《费尔巴哈论》等。我还用问答形式记下了笔记，可惜，这简单的笔记被干事知道了要去看，就没再还我。

　　不久，给我们换了住处。是新盖的四间房，门外有二三分荒地，是我们劳动的基地。周围仍是五米高墙，但有一面是临街的，可以听到老乡的说话声。这地方过去是垃圾堆，锄地时常锄出碎砖乱瓦，偶尔还有古铜钱之类的东西。我们就在这垃圾堆上种了两畦窝笋。

　　这里的天地比较大，厚铁门关着，只我们两个人，谈话倒是自由的。我们就能谈谈过去，谈自己的事和朋友们的情况，一次，我说：“听说整风交代历史要从八岁开始，你就没有交代过。现在你不要胡思乱想了，就从八岁起交代你的历史吧！”他居然听了进去，从那时起，他就一心一意地写历史材料，写得很认真仔细。这一来，脑子里的恐怖幻觉似乎是被抑制了。他不但记忆力仍很强，连行文都和过去一样严谨，但在每篇的后面还要一再申明：“我没有去过别的地方，我没有干过别的事，如有，都是别人的栽赃……”到年底，洋洋20多万字的材料就陆续上交了。

　　每天傍晚休息时，我们两人可以享受一下劳动之余的闲暇。我们种的菜除去自己吃外，还上交了相当多。这里面有他的一份功劳，他主要是帮我栽菜秧、抬粪水和浇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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