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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胡风、梅志在狱中患难与共

  胡风被关押10年后,于1965年10月,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监外执行。

  1966年初,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揭开序幕。3月,胡风刚和家人团聚3个月,就和梅志被遣送到四川雅安地区的芦山县的劳改茶场监督劳动,每月给生活费20元。1967年10月,随着浩劫的深入,胡风从雅安地区芦山县劳改茶场押送到成都,再次收监,和梅志分离。按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胡风应于1969年8月刑满,但对胡风的释放问题一直无人过问。胡风于1970年年春,上书请求有关部门作出处理。报告送出后,有胡风手写的诗词。当局即以此为大不敬罪,由四川省公安厅改判无期徒刑,并将胡风押送到大竹县第三监狱关禁。其间,已出现了内因性精神病症状。1973年初,由于胡风病情变坏,经四川省公安厅允许,梅志从雅安地区芦山县劳改茶场到大竹县第三监狱护理胡风。当梅志和胡风见面时,胡风已不认识她。这时的胡风完全处于幻听之中,但在梅志的精心照顾和精神上的体贴安慰下,胡风的病情时好时坏,没有到恶化的程度。

  §胡风的最后一段经历

  天府之国的成都,是个好地方,但我们带着破碎的心是无法领略它的美好的。我们只感到了陌生和孤独。在为我们准备的不算小的独院里,除了监督我们的两三位干事外,见不着别的人。我们必须在这里度过胡风的最后3年刑期。我的责任是照顾好他的身体,当然还得尽量使他过得愉快。我想,最好的办法是鼓励他工作,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买了稿纸让他把狱中默吟的诗全部写了出来,又准备陪同他去图书馆查阅有关《红楼梦》的资料。他想写一本有关曹雪芹《红楼梦》的美学方面的专著。不巧,图书馆正在整理内部,不对外开放。

  胡风抄完了诗,就由干事陪他去治疗多年积下的痼疾:耳鸣舌燥和痔疮。同时,也游玩了成都市内的一些名胜古迹。虽然在这里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亲人,幸好我们带来了不少的书,空闲下来就看看书,他的心情也就慢慢地平静下来了,身体也比出狱时好些了。我们开始对成都产生了好感,这里生活便宜,四季都有新鲜的青蔬菜,能在这里改造思想,修身养性,应该说是很幸运的。

  我们躲在这小院里,对外部世界不闻不问,这一点使得远在北京的老聂夫妇都十分羡慕,甚至于想来此与我们为邻。

  其实这仅仅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不久,报上就开始了批“三家村”的升级,连我们住的街上也经常召开批判会,贴上许多大字标语,很有点像1955年批判我们时的架势。我们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了。毛主席又提出了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的号召,看得出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正在这时,公安厅的负责同志又来催促胡风写思想汇报,并且要我尽快去文化局报到。我盼望了十多年的工作机会,不得不放弃了。我想到,胡风好容易离开监狱来到了这里,我怎能让他受委屈?我最重要的工作,是使他身体复元,并完成他想写的作品,这要比我一天到晚呆在资料室里要有意义得多。因此,我再一次准备做他的助手,和他患难与共!

  我们可以到城内各处去游览,也可以到街上去购买日用品。劳改局还派了一位干部陪着我们,做不是导游的导游。我们游武侯祠时,顺便在旁边的四川大军人刘湘的墓地去参观,在那儿的一棵大铁树下照了合影。这高大的铁树,在别处可见不着。胡风说,这树有性格,它不以开花来逢迎游客。不过,我是希望看到铁树开花的。

  可惜好景不长。到六七月间,成都就来了“红三司”,他们在老皇城的大墙上贴出了“火烧省市委”的大字标语。红卫兵和各种战斗队在大街上穿梭似地跑来跑去,许多机关都被大字报贴满了。揪这打那地把我都搞糊涂了。×处长来通知胡风不要再出门;就是我,最好也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他还加重语气地说:“出了事,我们可不负责啊!”

  但我还是亲眼看到了皇城门口的那两个大红石狮子被人用铁锤砸了个粉碎。一个造反派还说:“吓,你这帝王将相的看门狗,我们就是要彻底把你打烂!”我还看到红卫兵将从上海来的妇女的烫发和小裤脚剪去。北京的小儿子来信了,他将不参加这次高考,并且从今后不和我们通信了。西安的大儿子也来信说今后不再和我们通信了,就只有当农业工人的女儿还给我们写信。显然,“文化大革命”已深入到各家各户了。

  胡风的处境更糟了。他不断地写思想汇报,公安厅的负责同志还来找他谈,要他写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尤其是要对30年代时的文艺领导提出揭发材料。他只声明:如果中央愿意了解文艺情况问我,我一定赤诚地回答。如果仅仅是要我个人写什么揭发材料,那我没这身份,我只愿老老实实地服满刑期,决不说什么话。

  这些情况都使我非常为难,非常担心。除了劝解外,能尽力做到的只是买点他喜欢吃的菜,有时让他喝上一杯四川名酒解解闷,也算是享受生活吧。

  到8月份时,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川省的党政领导多数成了走资派。大街小巷都被标语贴满了,戴红袖章的各战斗队杀气腾腾地,眼看形势将越来越激烈。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9月初,得到通知要我们立即收拾铺盖行李到别处去。为什么?到哪儿?没有一句话。但这是命令。我们坐在堂屋里一直等到晚上12点,那位公安厅负责同志来了,才开始出发。

  门外停了一辆吉普车,从后面车门跳下两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先把胡风押上车,我随后坐在他的对面,老冷坐在他的前面。这样,他就夹在了解放军和老冷之间。负责同志和司机坐在一起。

  深夜的成都市,是静悄悄的,但是从大街一直到近郊区都不时有带着红袖章的造反派骑着自行车匆匆地来来去去。

  车子一直往前驶,可能已到了外县,那里连路灯也没有,我只能借着车灯的光亮看到路两边的情况。不知走了多久,只感到身上越来越冷,感到车子上坡下坡地在山间转悠。到底把我们送到哪里去?我不敢问。在黑暗中,我伸手去拉胡风的手,看他冷不冷,他的手冰凉,但他还是握住了我的手。后来,他轻声和老冷说了句什么。只一会儿,他突然站了起来,扑向司机台,要和那位负责同志说话。这可不得了啦,守着门的两位解放军一下子都举起了枪,如临大敌。真把我吓了一跳。幸好,负责同志马上叫了停车,并说让我们下去方便一下。我才知道,胡风这是由于前列腺有病,憋不住了想要小便。

  车停在两傍高山的峡谷间,胡风由我和老冷搀扶着,好不容易才下了车,看来他已经憋得很难受了。这里是漆黑一团,连一块路牌都看不见,只能猜测这里是山区。峡谷的风很大,我感到了袭人的寒意,但胡风仍站在路边一动不动,大概是小便潴住了。我真怕他受凉,又不好催他,只有干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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