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37)

三七

　　胡风对此的感觉是：“杀机似乎还有，但已不愿说得太明显了！”然而，形势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

　　1952年5月25日，武汉的《长江日报》发表了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对照《讲话》，检查了自己过去的错误，认为自己写的《论主观》是一篇宣扬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章。他还披露：“十年前，《讲话》发表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内某些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对是对，但也不过是马列主义ABC而已”。6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舒芜的文章，编者按指出：发表《论主观》的《希望》，“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9月25日，舒芜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使我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领导，完全采取对抗的态度。这样，我们必然的要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当时，以胡风为核心，常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我们几个人，确实形成了这样一个文艺小集团。”

　　舒芜的自责与揭露使胡风十分被动，他被莫名其妙地定为“资产阶级文艺集团”的头目，面临一场公开大批判。周恩来亲自作出指示，要求对胡风进行同志式的批评。

　　9月6日，“胡风文艺讨论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邵荃麟等。胡风先就《文艺报》发表的“读者中来”所提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大会要求胡风就“现实主义”、‘主观战斗精神’等5个问题进行检查。周扬指出，胡风在文艺理论上执行的是反党的路线。胡风的错误被概括为三点：“（一）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用旧现实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文艺。

　　（二）强调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否认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改造思想，改变立场；片面强调知识分子作家是人民中的先进，而对于人民，特别是农民，则是十分轻视的。（三）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艺，轻视民族文艺遗产。”最后胡风表示慢慢消化，努力学习，争做毛主席的小学生。

　　1953年1月，林默涵将自己在批判胡风时的发言整理成《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一文，发表在第二期《文艺报》上。第二天，《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全文转载。文章里将胡风的文艺思想定为：“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它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没有任何相同点；相反，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2月15日，《文艺报》又发表了何其芳的文章《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

　　然而胡风并不接受这样的批评，认为是断章取义。

　　这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不仅在文艺界，而且在整个社会激起了很大的震动。然而，这是批判高潮来临前的序曲。

　　§“三十万言书”

　　1954年2月18日，中共七届四中会全公报就高岗、饶漱石事件指出，党内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不但不接受批评监督，而且对批评者实行报复。在胡风看来，文艺界的个别领导正是抱此态度对他进行批判。在深入学习了公报和《人民日报》有关社论后，胡风的一些顾虑基本解除，他决定上书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文艺界的个别领导展开斗争。

　　同年7月，胡风在路翎、徐放、谢韬、绿原等人的帮助下，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际情况的报告》。共27万字，通常称为“三十万言书”。

　　7月22日，胡风通过主管文教工作的习仲勋向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呈送了他的报告及一封信。胡风在信中说明了自己上书的动机。

　　“三十万言书”共四个部分：（一）进入解放区以来的经历与遭遇，指责周扬等人把他视为文艺界“唯一的罪人或敌人”。（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关于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林默涵、何其芳发表于《文艺报》的文章中关于现实主义的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四）作为参考的建议。就文艺领导、文学运动的方向、话剧运动的方式、电影剧本4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胡风“三十万言书”中最著名的一段话就是第二部分最后一节《关键在哪里？》。虽说胡风的措辞不无偏激之处，但不乏真知灼见。

　　题、“生活或生活实践”问题和“题材”问题。

　　胡风在《意见书》中提出了论争的“关键在哪里？”的问题。他认为，关键问题是几年来文艺界“宗派主义的统治方式”变本加厉。

　　§“五把理论刀子”

　　胡风进而提出了所谓“五把理论刀子”的问题。

　　这是遭到最严厉批判的论点。

　　《意见书》中有关“五把理论刀子”的几段原话如下：“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被放上了五把‘理论’刀子：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底影子，……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底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

　　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个随心所欲的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

　　胡风将问题提得十分尖锐。

　　胡风提出“五把理论刀子”，不过是文艺理论家和诗人的一个形象的比喻，但却被简单化为胡风指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五把刀子”。

　　§批评《文艺报》

　　1954年10月底至12月初，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8次扩大会议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及《文艺报》负责人，说《文艺报》编者向资产阶级投降，压制新生力量。

　　本就对《文艺报》反感的胡风，认为这是批评《文艺》的极好机会。

　　于是他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指责《文艺报》对阿垄、路翎、鲁藜的批评，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是压制新生力量。

　　同时，胡风在发言中还点名批评了10几个文艺界的负责人。

　　胡风的发言，引起了众多人的愤慨，认为他是借批评《文艺报》发泄私愤。

　　11月25日，文联作协主席团第6次扩大会议上，有人在发言中反驳了胡风。

　　12月8日，第8次扩大会议，将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转入对胡风思想的批判。在会上，周扬作了总结性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其中一节专讲“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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