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35)

三五

　　§团结在鲁迅周围

　　1933年夏天，胡风回到了上海，住在韩起家里。一个偶然的机会，胡风认识了来韩起家为关押在国民党监狱的战友募捐的屠华（笔名梅志），她是江苏常州人。从上海培明女中毕业加入左联不久，正巧梅志为之募捐的战友钟潜九，也是胡风的朋友。胡风不仅捐3元钱，还托梅志把高尔基的英译本小说《三人》和一本英文字典转送狱中的钟潜九。不久，梅志这位清秀俏丽的少女，与胡风相爱了，并成为胡风最忠诚、最贤淑、最温存、最真挚的终生伴侣、战友。

　　1933年8月，胡风接任左联宣传部长的职务。接任后，他紧密地团结在鲁迅的周围，在鲁迅的指导下进行工作。鲁迅为支持胡风的工作，每月出资20元，作为左联印内部刊物的费用。10月，胡风接任行政书记职务。同时，为了维持生活，他又到孙科主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负责为该馆所办的一个刊物《时事类编》半月刊翻译日文新闻资料，每月薪100元。1934年秋，因第三种人韩持桁的告密，并在中山文化馆内散布胡风是拿国民党的钱，为共产党办事，使胡风无法再在中山文化馆工作，在韩持桁到中山文化馆任职不久，胡风就离职。同年10月，又由于穆木天的私人成见，向左联党团组织“告密”，攻击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使胡风无法再在左联工作，立即辞去了左联行政书记的职务。

　　但胡风仍紧密地战斗在鲁迅周围，和鲁迅的交往日益密切，鲁迅对胡风也更信任了。胡风曾作为中央特科与鲁迅联系的机要通讯员身份，经常出入鲁迅寓所，承担了党中央特科与鲁迅之间联络的使命。在此期间，胡风曾为鲁迅转递了中央特科急需知道的关于查明国际情报机关被破坏原因的绝密情报；既为鲁迅转递了鲁迅捐助军委的经费，还为鲁迅转递了中共高级将领方志敏在狱中寄给鲁迅，托鲁迅转交党中央的用米汤写的密信。这些机要文件，都由胡风安全地转交给中央特科的吴奚如，顺利地完成了光荣使命。

　　但是，在1936年时，左联的一些人多次找鲁迅谈话，他们根据谣言，怀疑胡风是“内奸”，小报还攻击鲁迅和胡风，说什么“鲁迅就要投降南京，从中出力的是胡风，或快或慢，要看他的办法”。鲁迅对敌人的造谣和诬蔑，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等文中，给予了义正词严的驳斥，捍卫了他和胡风的纯洁的友谊。胡风为鲁迅的杂文集《淮风月谈》亲拟了广告，扩大鲁迅作品的宣传。

　　1936年初，在鲁迅的创议及支持下，被称为“鲁迅派”的作家胡风、萧军、聂绀弩等，创办了又一个左翼地下刊物《海燕》，虽只出版了两期就被反动当局禁毁，但它在读者中却产生了巨大影响。

　　1936年4月底，冯雪峰受党中央指派，从瓦窑堡来到上海，在鲁迅寓所听取了鲁迅关于上海文艺界及左翼文艺运动的情况汇报，冯雪峰向鲁迅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经过反复研究，经胡风提出，由冯雪峰修改补充，并由鲁迅同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最后由鲁迅征得茅盾同意，由冯雪峰通知胡风写文章把这个口号提出来。

　　胡风立即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字要求什么》一文，请鲁迅和冯雪峰审读后交《文学丛报》发表。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国防文学”论者的围攻。胡风照鲁迅的意见，不作答辩文章，最后由鲁迅在病中写了《答徐懋庸关于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产生及其含义作了认真说明和科学解释。鲁迅在文章中明确指出，这个口号不是胡风一人提出的，而是先由他提出并征求了茅盾等人同意后才提出的，提出这个口号的文章是他请胡风写的，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把围攻的火力引到自己的身上来，以减轻胡风压力，缓解“国防文学”论者同胡风之间的学派对立情绪，再一次捍卫他和胡风的战斗友谊。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胡风闻讯后立即赶到鲁迅寓所，参加治丧工作，并被推选为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一直忙到22日鲁迅出殡安葬。10月29日，胡风作《悲痛的告别》，对先师鲁迅致以沉痛的哀悼。在鲁迅逝世后，胡风为日译《大鲁迅全集》做了逐字逐句的校订和注释，同时又参加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选工作。不久，在冯雪峰的授意和茅盾的参加下，编辑出版了《工作与学习》丛刊《二三事》、《原野》、《收获》和《黎明》等4辑，刊登鲁迅遗著，宣传鲁迅思想。成为勇敢的鲁迅的捍卫者、忠诚的鲁迅精神的继承者和鲁迅文艺思想的实践者。

　　§两个口号的论争

　　胡风和鲁迅的关系虽然密切，但与其他几个“左联”负责人之间却有误解和矛盾。

　　后来一切问题的症结，都起源于此。

　　在鲁迅的《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就讲到当时“左联”负责人周扬、夏衍等曾告诉他，说胡风政治上有问题，请他注意。鲁迅不以为然，并为此对周扬等有反感。“胡风鲠直，容易招怨，是可以接近的”；他认为胡风的缺点是：“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不肯大众化”；“胡风并不‘左得可爱’，但我认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

　　1936年夏，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翼文艺界内部发生了“两个口号”问题争论。

　　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艺界联合战线的口号，鲁迅冯雪峰则主张用“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由胡风在一篇文章公开提出。

　　胡风在文章中没有说明这个口号是经过鲁迅同意的，而且只字不提“国防文学”。

　　因此，对胡风本就有看法的主张“国防文学”的“左联”成员，便认为胡风置“国防文学”于不顾而另提新口号，分明是蓄意标新立异。于是，批评了胡风提出的口号。

　　当时，另外一些人认为“国防文学”意义不明确，而且有右的倾向，他们也赞成“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

　　于是，在两三个月之内，围绕着“两个口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在各自创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坚持己见，批评对方。后来，因鲁迅的逝世和不久爆发的“西安事变”以及第二年“七·七事变”的发生，“两个口号”的论争才偃旗息鼓。

　　然而，文艺界的宗派成见和彼此间的积怨并没消除。胡风只写了一篇文章就退出了论争，但主张“国防文学”的不少人指责矛头是对着胡风，而不直接指向鲁迅的。

　　抗战初期，胡风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筹备工作。“文协”成立后，他担任文协理事会的理事兼研究部副主任。

　　这时胡风独立创办了《七月》杂志。发表了大量进步作家，包括延安革命根据地作家的作品，起到了良好作用。1941年“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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