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28)

二八

　　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以来，我党发展了大量党员，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实施特务政策，我各地党政军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量内奸分子，其方法十分巧妙，数量足以惊人。

　　这个决定使康生等人搞的扩大化“抢救运动”披上合法的外衣，继续畅行无阻。

　　“抢救运动”继续进行。为了完成“抢救”任务，一些单位领导还采取武力强迫本单位人员“坦白”。

　　在“坦白”光荣的压力下，一些“坦白”者闹出一些笑话。

　　某部门一名青年干部，结婚不久。晚上他工作到深夜才回家，新婚的妻子一直在灯下等他回来。丈夫回到家，不仅没被妻子的爱心所感动，反而怀疑妻子有问题，硬拉着妻子到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处去交代。妻子哭哭啼啼，李克农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一个“张克勤”带出一个大规模的“抢救运动”，一批又一批人“坦白”成为特务。

　　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到来，康生并不满足已有的成绩（已经“坦白”了450多人。）说：“现在敌人向边区和延安派了××个特务。”又说：“延安新市场成了特务市场。”“中央驻地杨家岭有三个剃头的自首了。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下滚来滚去。”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为引起人们对特务的高度警惕，他声色俱厉地说：“国特为日寇服务的事实，在延安反奸细斗争中，不胜枚举。比如，混入新四军的许慎之，破坏河南党的杜征远，破坏边区银行的萧煌，破坏自然科学院的鼓里宁等，都是敌探兼国特，国特兼敌探的兼差特务分子。”

　　在自吹一番“坦白”成效后，又以同情的口吻号召大家：“一切失足的人们！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是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的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的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

　　康生的这个报告很快下发延安各个机关、单位，于是，延安“抢救运动”达到最高潮。

　　各个单位按照康生报告的精神大开“规劝会”、“坦白会”、“批判会”，大张旗鼓地抓特务分子。一时间，特务如麻。

　　军委三局电讯学校只有200多人，就抓了170多个“特务”；延安警卫团一个团被抓的“特务”占全团人员的80％以上，延属各县抓“特务”达2463人，其中一个县，在13天内就挖出了一个200多人的特务组织，连仅有60多人的中央秘书处，也挖出了10个“特务”。

　　“抢救运动”中抓出那么多的“特务”，特别是在康生《抢救失足者》报告下发之后，“特务”越来越多。

　　其原因是“抢救运动”中出现了严重的逼、供、信。

　　在审干运动一开始，就出现了对张克勤的逼、供、信。

　　“抢救运动”后期，逼、供、信更为严重。

　　主观推测是“抢救运动”中的常用手段。审干人员按自己的意志，而不是经过调查判断某个人是否“特务”。只要看谁像“特务”，就逼这个人承认是“特务”，承认了就“坦白”。“看那个样子就像个特务！”“×××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等语成为审干人员的行话。

　　有时，这种主观推断竟闹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在延安某单位的一次全体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领导人，见僵持了许久，还没人主动上台“坦白”，便在会场上走来走去，盯着每个人看，看谁像“特务”，就要他上台“坦白”。会议结束时，参会人员有一半都像“特务”，都上台进行了“坦白”。

　　威胁恐吓是“抢救运动”中的另一常用手段。

　　采用恐吓手段，效果“颇佳”。在绥德师范的一次“坦白大会”上，一个13岁的男学生跑上讲台，手举一包石头说：“我交待。我是受过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务，他们任命我当石头队长。这是我的物证，他们让我用石头杀人。”

　　严刑拷问是“抢救运动”后期最常用的手段。那时，运动没有白天与黑夜之分。抓住“敌人”就连夜审问；直到“犯人”“坦白”才休息。

　　对于那些死不招供的“犯人”，康生指使手下人用尽一切手段弄到口供，他说：“让犯人永远答不完……他答不上来，主动权便在我们手里，他只得听从我们摆布……把犯人整得晕头转向，惊慌失措，使我们永立不败之地。使犯人永远被动，处处挨打，防不胜防，只剩下一条路，投降。”

　　在康生的倡导和怂恿下，逼供信越演越烈。几天不给水喝，不让闭眼休息，不让坐凳子，压杠子，拨火棍抽打，光着身子站冰地，泼冷水，假枪毙，是逼供信中采用的一惯性刑罚手段。

　　§欲加之罪

　　1943年4月，原任河南省委地下交通科长的杜征远，刚被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不久。一天深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他认为有什么急事，便打开了门。一声喝斥：你被捕了！使杜征远不知所措，被迫跟这些人走。第二天，便开始对他进行审讯。审问人员问道：“你是怎么样加入特务组织的？”“我从没参加过特务组织！”审讯人员冷笑一声说：“连河南省委都有问题，你是交通科长，是掌握党内情况的重要人物，能没有问题？河南省委是红旗党，是假共产党。”

　　“你家属从敌占区来，不是敌人派来的是什么？”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审讯人员说得像模像样，最后，杜征远抵不过，只好认了。被康生称为“破坏边区银行的萧煌”，时任延川县办事处主任。一天被押到边区银行，进行审问，要他承认是“日本特务”。根据是：萧煌的妈妈是日本人；

　　他本人是从后方来的，很复杂；到延安后社会活动积极；所在办事处短缺3000元款项，被怀疑是用作特务经费。萧煌后来回忆说，为了让他承认是“日本特务”，“对我软硬兼施进行逼供，不认帐，就要杀我的头。”

　　§毛泽东鞠躬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大搞“逼供信”，被“抢救”的人越来越多，延安有全部被“抢救”之趋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渐渐发现了“抢救”运动中的问题。

　　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登载防奸工作的9条原则：“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帮助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康生虽遵令登出，却置若惘闻。中共中央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当从重庆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听到所谓四川是“红旗党”的反映时，郑重地说：“怎能这么搞呢？我在四川那么多年，四川党的状况我是清楚的，从没听说有什么‘红旗党’！”

　　毛泽东对康生的做法也表示了不满：“这样搞肯定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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