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27)

二七

　　张克勤交待的第二日，西北公学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延安各机关、团体、学校也派代表参加了。张克勤在讲台上，泣不成声地说：“我是一个罪人！”接着痛哭流涕地向大会介绍自己如何加入甘肃假共产党，怎样受国民党派遣到延安搞特务活动。还控诉国民党特务使自己受骗上当，感谢党组织对自己的挽救，决心重新做人。

　　§十几个省市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成了国民党特务

　　在随后的审问中，张克勤还交待出十几个人。特务张克勤的发现震动了延安城：既有张克勤，就可能有王克勤，赵克勤，延安机关、学校这么多，各地来的人都有，鉴于这种情况，为打击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纯洁党的干部队伍，党中央决定对全党干部的政治历史作一次全面审查。中共中央发布了“审干指示”，毛泽东在1942年11月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整风的任务是将半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

　　审查干部的任务就是将两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弄清革命与反革命。

　　1942年12月，审查干部的运动正式开展起来了。

　　对甘肃党组织的怀疑引出了对张克勤的怀疑，而张克勤的交待又“证实”了甘肃党组织是打着红旗破坏共产党的假共产党组织。于是甘肃地下党组织在审干一开始就成为重点。

　　甘肃党被认定是重灾区。靠近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在审干中首当其冲。所有地下党员全部被捕，被押往延安审查。他们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是奸细，并在严刑拷打之下，乱供一气。因此，1943年3月，中共甘肃省工委领导孙作宾、李铁乾等在延安、陇东的近40名甘肃地下党员全部被捕，押往延安，一些地下党员的家属和二三岁的小孩也随大人被关押。

　　康生此时大肆宣扬：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目也得到了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触动。“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新策略。”

　　康生“破获”甘肃“红旗党”案，十分兴奋，开始对所有国统区共产党组织表示怀疑。

　　不久河南地下党也被康生打成了“红旗党”。

　　原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河南省委书记张维帧被审查。

　　紧接着，中共中央通知现任河南省委书记王志杰、宣传部长郭晓棠和一批党员干部到延安接受审查。

　　王志杰、郭晓棠一到延安立即被隔离审查。随后二人又被开除党籍。

　　在审干中，河南省委上到书记，下至一般干部，凡与河南地下党有关系的同志，甚至从河南来的党外干部、家属以及13岁的孩子都未逃脱被当作“红旗党”挨批的厄运。他们大多数被打成“特务”“叛徒”、“奸细”。

　　王志杰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恢复党籍。郭晓棠的党籍拖到1950年才恢复，直到1956年才分配了适当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时，郭晓棠成为河南省第一个被点名批判的人，在残酷迫害中含冤而去。

　　在康生的鼓动及操纵下，被打成“红旗党”的地下党组织，除甘肃、河南之外，还有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四川、浙江、陕西等共10个省市党组织，这些地区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一大批党员干部都被打成“特务”、“叛徒”。

　　§延安掀起了“坦白运动”高潮

　　在大打“红旗党”的同时，延安的少数机关、学校也开始了内部审干。

　　康生把张克勤作为典型：到处现身说法，试图带出新的典型。

　　1943年4月19日后，延安掀起一股群众性的“坦白运动”及“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高潮。

　　4月9日—12日，延安召开了中央直属机关干部2万多人参加的大会，大会由社会部部长、整风运动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康生亲自主持。胸佩大红花的张克勤站在讲台上痛哭流涕地讲了自己如何加入特务组织，如何被挽救的经历及感受，使与会者大受感动与鼓舞。随后，康生大谈延安还有许许多多的“张克勤”，号召这些“张克勤”起来悔过自新。

　　这次大会使审干运动急速发展。审干运动从内部少数机关、学校小范围的运动竟发展成了公开性大规模的群众性反特斗争运动。

　　为了推动及促进各单位的“坦白运动”，康生让“坦白典型”张克勤骑上高头大马，胸挂大红花，先后到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绥德抗大总校、绥德师范等单位作巡回“坦白运动”报告。

　　于是，各单位、各系统又掀起了“坦白运动”高潮，延安行政学院有一个班的一个小组的成员全部“坦白”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他们买来红枣、花生，开庆祝大会，邀请其他还没“坦白”的小组参加。“坦白”的学员一起畅谈“坦白”的思想过程，动员、启发尚未“坦白”的学员。有的单位领导为本单位没人“坦白”而坐立不安。边区政府所辖的总务处，有一批出身贫苦农民家庭，政治历史清白，文化程度低的勤杂工人，他们说没什么问题可以“坦白”的，但却使他们的上司总务处长无计可施。这些工人见老处长这样苦恼，为帮助平常待他们不错的上司，决定全体去“坦白”。

　　“坦白”后，老处长眉开脸笑，工人们也戴上了大红花，没有丝毫压力。

　　在西北公学的一次“坦白”会上，主持人看着坐在大礼堂的人员，一个一个地看，看着谁像，就让谁承认是“特务”，上台“坦白”。

　　知识分子成为“坦白运动”中的重要对象。

　　抗战时期，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从各地汇集延安，延安成为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抢救运动”开始后，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成为被抢救的对象。因为，知识分子在家庭出身、生活习惯、社会经历、思想作风等许多方面，和工农同志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在工农干部的眼中，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有许多不能解释的问题。知识分子由于参加革命时间的长短、前后不一致，参加革命时间较长、较早的知识分子能在生活习惯、思想认识等方面注意改造自己，逐渐缩小与工农干部的距离，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同志的差距要大一些，会暴露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弱点。

　　在“抢救运动”中，负责审查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工农干部。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动摇性，不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基于这种见识，他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对知识分子“另眼相看。”

　　当时被“抢救”的知识分子占总数的90％以上。绥德师范“抢救”的人员达230人，占全校师生的73％。

　　“坦白”出来的“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日渐增多，几乎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

　　康生不仅不认为这是运动指导方针的错误，反而当作自己的成绩沾沾自喜。

　　在康生等搞的所谓“抢救运动”日益扩大且“收获”很大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对特务的渗透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连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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