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5)

五

　　虽然信中笔迹极像毛泽东笔迹，但古柏凭着对毛泽东的了解，加上又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终于查清了伪造信的来源，并戳穿了敌人挑拨离间的阴谋，使革命领导之间的友情更加纯洁、牢固。

　　同时，也加深了毛泽东与古柏的友情。

　　古柏在1931年调离了总前委，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中央劳动部秘书长。

　　§得罪了“洋房子先生”

　　邓、毛、谢、古分处在不同的工作岗位，相互之间的联系也不多，却突然成为“反党小组织”，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都和毛泽东有着密切关系，属于“毛派”。

　　而直接原因，确是由于他们4个人都对博古、张闻天等不满，并称他们为“洋房子先生”。因为中央机关长期设在上海租界的“洋房子”内，博古、张闻天这些刚到中央苏区来的领导人，都来自“洋房子”。

　　“洋房子先生”们排斥毛泽东，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邓、毛、谢、古反驳道：“大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全是马克思主义！”

　　他们对“洋房子先生”那些讽刺性言论，传到了“洋房子先生”们的耳朵里，“洋房子先生”恼羞成怒了。

　　1933年5月4日，“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从中可以看到这些“洋房子先生”们是如何发怒的。

　　以邓小平、谢维俊、毛泽覃、古柏等同志为首的江西罗明路线，是和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

　　“邓、毛、谢、古”几位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他们对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呼，……

　　“这些同志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清洗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4月16日至22日在宁都召开江西省委扩大会议。会议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主持，博古带着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亲临坐镇。

　　四人当中，又着重打击邓小平，认为他是“毛派的头子”。

　　邓小平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并没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也没什么特别的接触，成为“毛派的头子”是因为他与毛泽东政治思想一致。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挨整。有文章披露：

　　在上海，邓小平就反对过王明、博古等人。受到批评后“不仅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在掩藏的两副面孔的下面，散播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任，实际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

　　“邓小平到了苏区，即曾在党代会前后，与毛、谢等共同提出了对四次战争的机会主义的口号，共同进行反对中央局的活动。”“在三次战争后，依据全国的形势，红军应该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他们却说红军的力量只能留在苏区打土围子。打赣州的时候，他们袖手旁观地讥笑，对党指示的工作，完全怠工。在敌人第四次大举进攻的面前，他们主张放弃苏区根据地，红军主力应退到兴国一带来或调到河西去，实行退却逃跑。”“对于扩大红军，他们认为边区是不可能的。又谈扩大红军，不如扩大地方武装，实行对扩大红军怠工。”“最后对于‘动员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他们借口苏区群众负担太重，来反对推销公债和借谷子。并主张主力红军要把打土豪筹款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

　　在江西省委扩大会上还批判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说16字诀是“退却逃跑”；还说“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是富农路线。这些是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及土地政策的著名主张，虽没有公开点毛泽东的名，但与会者心里都清楚，批邓毛谢古，实则是批毛泽东。

　　中共临时中央，认为邓小平即“江西的罗明路线”，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认为中共江西省委也犯有“严重错误”。

　　于是，直接派张闻天到“会寻安”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主要内容就是反对邓小平。

　　张闻天来到“会寻安”，大批“罗明路线”，又作“报告”，又作“结论”。在1933年3月31日通过的《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中，可看到“批邓”的情况。

　　“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局代表洛甫同志的政治报告与结论。”

　　“大会认为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说纯粹防御路线不是罗明路线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会议一结束，“会寻安中心县委”便进行改组，邓小平被调离了。

　　张闻天回瑞金后，写出了《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发表在4月15日出版的《斗争》上。认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在江西”；“纯粹防御路线的问题，不但在会寻安，而且还在江西其他地区”。于是，一下子就把批判“罗明路线”，扩大到江西各地区。文章还批评中共江西省委，“对于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存在，始终没公开地指出来”，因而“应负一部分重大责任”。

　　5月4日，临时中央又在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出《关于江西的罗明路线的决议》。

　　文章与决议都认定，“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攻击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江西的“罗明路线”，就是“单纯防御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因而决定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并从批判“毛派的头子”邓小平，迅速扩大到毛泽覃、谢维俊、古柏。

　　斗争不断升级，邓、毛、谢、古不但成了“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还成了“反党派别”甚至“反党小组织”。

　　《斗争》、《红色中华》接连发表批评文章：《给江西罗明路线的回答》、《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

　　对邓、毛、谢、古的批判不断升级，还逼迫他们不断写“检查”。

　　但邓小平等人始终坚持真理，决不向错误路线投降。

　　古柏写了15张纸的第二次声明书，否认自己有错。用博古等人的话说，是“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前面解除武装。”

　　邓小平被解送到红军总政治部驻地瑞金隔离审查，被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矮屋里。

　　这年，邓小平才29岁。他在检查中承认自己“低估了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但认为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攻路线，必须从实践中寻找答案。

　　博古等人认为这分明是一份“抗议书”。

　　邓小平在第二份“检查”中，仍不妥协，将第一次“检查”中的观点写得更加明确，以敲醒“左”倾同志发热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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