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4)

四

　　§“罗明路线”帽子满天飞

　　临时代表大会之后，闽粤赣省批判“罗明路线”达到了高潮，当时，闽粤赣苏区抓“社党”的恐怖犹在，反“罗明路线”运动又起，一时搞得人心惶惶。

　　许多了解真实情况的人，也不敢说真话，怕引火烧身。

　　这场运动的结果，不但使闽粤赣省的主要干部遭到了打击，甚至所有地方的区、军队的连以上干部都被斗过。并且打击一个提拔一个。

　　罗明等被撤职后，省委常委、军区司令谭震林也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省委常委郭滴人被撤职后强迫去修工事，团省委书记陈荣，省财政部长邓子恢，省军事部长游瑞轩，土地部长范乐春，省军区的杨海如、霍步青，长汀县委书记李坚贞，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方方等都被打成“罗明路线”干将而被撤销职务。

　　一时之间，“罗明路线”帽子满天飞，把闽西的干部斗得晕头转向，在肃“社党”中幸存下来的少数老干部，也遭到了打击和排挤。造成了党群之间、上下之间、干群之间的严重隔阂，也造成了党内恐惧心理和社会不安现象。

　　各级干部在肃“社党”时的恐怖心理，这时又起，当时不少人认为“罗明路线”就是“反革命”，罗明就是反革命分子。许多和罗明熟识的人不敢和他来往，也不敢和犯了“罗明路线”的人来往。

　　反“罗明路线”一直持续到主力红军长征才缓和下来，但造成的巨大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1950年，杨尚昆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看到一个50多岁的高个子，很面熟，但一时想不起是谁，那人见状，立即上前握住杨尚昆的手说：“我就是罗明啊！”

　　杨尚昆听了，哈哈大笑：“哦，罗明同志，我记起了，那时，你头上戴着顶大帽子，谁也不敢和你的名字连在一起呀。”

　　§博古的第二把火烧邓、毛、谢、古

　　博古和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放的第二把“火”，便是烧“江西的罗明路线—邓、毛、谢、古”。

　　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维俊；古，古柏。

　　对于邓小平来说，他一生历经“三起三落”。此次作为“毛派的头子”挨批，是第一次“落”。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有两次“落”。

　　1931年夏，邓小平奉命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开始，他作为中央特派员到闽西巡视。8月，他和爱人金维映（阿金）

　　奉命由闽西赶到瑞金，当时担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的谢维俊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那时的瑞金，正处在一片混乱中。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与县苏维埃主席谢在权在那里大搞肃反扩大化，到处抓“社会民主党”，全县有2000多人被错杀，其中县委、县苏维埃、县工会有80％的干部被处死，连瑞金的革命先行者，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肖连彬，也被作为“社会民主党”而杀害。

　　邓小平一到瑞金，在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后，立即下令拘捕了李添富、谢在权。

　　9月，邓小平在瑞金主持召开全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公审处决了李、谢二人，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大批干部群众平了反。这深得瑞金干部群众拥护，也得到中共赣东特委的支持。同年12月，来到苏区的周恩来也赞同这种做法。

　　在瑞金，邓小平工作了整整10个月后，于1932年5月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2个月后，“会寻安”三县中心县委成立，邓小平又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三作战分区政委。在1933年3月，邓小平接到调令，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邓小平挨批的根本原因是拥护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及根据地建设的原则，与“左”倾领导者之间存在原则分歧，而直接导火线则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趁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南部苏区力量薄弱之机，突然向“会、寻、安”扑来。

　　因敌强我弱，敌我力量差距太大，邓小平领导军民坚壁清野，放弃寻乌县城，开展游击战争，这就是所谓“寻乌事件”。因此，邓小平被扣上了“在敌人面前惊惶失措，退却逃跑”，“纯粹防御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等大帽子。

　　毛泽覃是“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他是毛泽东的小弟弟，1928年，朱德派他到井冈山寻找毛泽东，于是便有了1928年4月的朱毛会师。

　　在“永吉泰”，他与贺子珍之妹贺怡结为秦晋之好。

　　在中央苏区，毛泽覃不但善于做地方党的工作，而且还担任过红军独立师政委、师长等职，是一个颇具影响的红军中级指挥员。

　　在题为《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中，博古等人指责毛泽覃实行“诸葛亮式的机会主义战略和战术”，也就是游击战术。说这是一种“怕有伤亡打滑头仗”、“怕有疲劳反对追击”的战术。很明显，点的虽是毛泽覃的名，实则批的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当时中央根据地很多人都知道，毛泽东熟读《三国志》、《水浒传》等书，从中吸取了很多精华。

　　谢维俊，1908年生，湖南耒阳人。1926年，年仅18岁的谢维俊入了党。1928年他随朱德、陈毅部队上井冈山，先后在红军中任连党代表、营党代表、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后来，成为总前委秘书，在总前委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

　　1930年11月，他与古柏随毛泽东到吉安、永丰等地进行农村调查。以后，调他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红军独立师师长。虽不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但他常给毛泽东写信，征求毛泽东对工作的意见，毛泽东也给他回过信。

　　古柏，1906年生，江西寻乌人。1925年，19岁的古柏入了党，成为寻乌最早的中共党员。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29年1月31日。那天，朱德、毛泽东刚在寻乌菖蒲住下，古柏就立即赶去和毛泽东见面。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进行社会调查的20多天里，古柏天天为毛泽东走街串户，找人开调查会，向毛泽东介绍寻乌的情况，使毛泽东7万多字的《寻乌调查》得以顺利完成。

　　毛泽东因此对古柏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寻乌调查》中这样写道：“在全部工作中，帮助我组织这次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

　　以后，毛泽东把古柏调任前委秘书长，而前委书记则是毛泽东。

　　因为毛泽东与古柏有着亲密关系，所以在“富田事变”中，那封伪造的“毛泽东亲笔信”，就是写给古柏的。这封信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都是AB团成员，要古柏对这些人进行审查。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