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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暴动、暴动”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内幕

  中共第二位“舵手”瞿秋白醉心于暴动,其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瞿秋白成了王明夺权的障碍,王明必欲去之而后快。

  过去,把这称为中共历史上第二次路线斗争。

  §中共“五大”上,瞿秋白的影响急剧上升

  “四·一二”后的第6天,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唱对台戏。

  于是,国民党一分为二。国民党右派集结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麾下,拥戴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左派集结在国民党中央主席汪精卫的大旗下,拥护武汉国民政府。

  宁汉分庭抗礼。蒋介石和汪精卫各霸一方,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北洋军阀政府,中国一时间有着三个政府,演出了20世纪20年代的“三足鼎立”。

  面对着这三足鼎立的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局面,共产党人思忖着该怎么办。

  共产党人们刚踏上武汉码头,随处可见“打倒蒋介石”的标语。

  街上还贴着各式各样的声明、通电,痛斥蒋介石。

  中共中央4月20日的宣言,斥责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走狗”。

  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及共产党人恽代英、林伯渠、董必武等联名发表的《讨蒋通电》,责骂蒋介石为“民众之蟊贼”。

  由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也发表《讨蒋通电》,斥责“此贼不除,革命民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

  在武汉,蒋介石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一时间,报界称武汉为“赤都武汉”。

  从上海白色恐怖下逃出来的“赤色人物”,一到“赤都”,顿时扬眉吐气。

  就在“四·一二”后半个月的4月27日,武昌第一小学热热闹闹。校长王觉新穿上毕挺的西装,站在校门口迎接贵客。

  来的是一大群“赤色人物”。陈独秀来了;出席过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来了;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罗亦农、邓中夏、任弼时、方志敏、项英、杨匏安、王荷波、向警予、恽代英、蔡畅、苏兆征……也来了。

  忽地,五辆黄包车徐徐而来,车里坐着共产国际的三员大将和另外两个外国人。

  首席代表、40岁的印度人罗易,于两个多月前受斯大林的指派前来中国。他在共产国际担任很高的职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

  共产国际代表、43岁的苏联人鲍罗廷,前来中国已经4年。他当过孙中山的顾问,不论在国民党或共产党内,都享有极高的威望。

  共产国际代表、33岁的维金斯基,更是一位“中国通”。

  在共产国际的三位正式代表之后的那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位年仅二十有六的俄国小伙子,名叫米夫。此次,米夫是以“苏共(布)宣传家代表团”的身份,于1927年初来中国。

  先到上海,然后去广州,再来到武汉。

  在第五辆黄包车上,坐着俄国人罗卓夫斯基,他是红色职工国际的代表,是老牌子的工运领袖。

  小学里主席台上挂着留着络腮胡子的马克思和留着小胡子的列宁的画像。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是大会的主席,他大声宣布:“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在陈独秀致开幕词后,共产国际三位代表讲话,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贺词。之后,还有工会、学生会、共青团以及童子军代表致贺词。湖北的织布工人、京汉铁路“二·七”罢工领袖之一项英,领着一队湖北工会纠察队入场,向大会道贺。

  大会秘书长,是蔡畅之兄、毛泽东的亲密朋友蔡和森。

  湖北代表团的主席,则是罗章龙。

  开幕式十分热烈,陈独秀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可是,那笑容看来有点不自然。

  次日,大会代表们转移到汉口近郊的黄陂会馆开会。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长达5小时的政治报告。从那天起,直至5月9日大会闭幕,陈独秀一直愁眉苦脸——这位中共的建党领袖,受到了空前未有的猛烈谴责。38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一致强烈批判陈独秀,批判他的政治报告!

  6年以来,陈独秀长期是中共领袖:

  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被一致推举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共最早的最高领袖。

  在1922年的中共“二大”上,中央局改称“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依然是至高无上的领袖。

  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连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5年初召开的中共“四大”,改设总书记,又是陈独秀当选。

  这次,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受到猛烈的冲击,并彻底动摇了。代表们对陈独秀的批评,总结起来,就是以后由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一句结论性的话:“我们的党,却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陈独秀的错误,被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因为他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时,只求团结,不论斗争,对蒋介石一味无原则的退让……

  就在陈独秀难为情的时候,一位21岁的瘦弱青年,成为大会上最活跃的人物。他叫瞿秋白,正忙着向代表们分发他在1927年2月著述的小册子,书名叫做《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以后改名《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这本书批判的是“彭述之主义。”彭述之其人,在中共“四大”上,经陈独秀一手提拔,当选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他成了陈独秀的亲信。

  瞿秋白的小册子批的是:“彭述之主义”,其矛头所向,乃陈独秀!写这本小册子时,党内尚未公开批判陈独秀,碍着总书记的面子,瞿秋白便把彭述之问题作为突破口。那时,瞿秋白称病,称自己肺病复发,实际上躲了起来,埋头写这小册子。如今,他在会上分发小册子,无疑给陈独秀重重一击。

  在小册子里,他揭露了彭述之(也就是陈独秀)17条错误。并尖锐指出,对于党的病症,“在必须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

  随着陈独秀在共产党内声望的急剧下降,瞿秋白的影响日益上升。

  一天,黄陂会馆主席台上的马克思列宁像从正中移到两侧,中间挂起了孙中山像。在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在贴身警卫簇拥下,一个西装革履的人物登上主席台。他便是国民党主席兼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专程前来祝贺中共“五大”。陪同汪精卫登上主席台的,不是陈独秀,而是穿了一身中山装的瞿秋白。这一历史镜头使人们预感,瞿秋白即将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领袖。

  不过,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反复考虑后,建议还是由陈独秀担任总书记。于是,在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再度当选总书记——他连任了五届。

  中共“五大”选出了29人为中央委员,11人为中央候补委员。

  在中央委员会上,选出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周恩来、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又选出4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后又增补李维汉)

  瞿秋白没进入常委!

  毛泽东只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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