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谁主沉浮(4)

四

　　“大会没有安排讨论你们的农民问题提案，会不会和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关？”

　　“我们的差距的确很大，老头子越来越右倾了。”

　　“陈独秀看不起农民运动。向西北去实质是逃避土地革命，最终是消灭革命。”

　　“他根本不懂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我说农运好得很，他说过火了。”

　　在瞿秋白、任弼时、毛泽东、恽代英等大多数代表的坚持下，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如中山舰事件，使资产阶级占上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重视拉资产阶级进市民政府，没有提出土地问题及与农民团结；蒋介石叛党时，不能使他孤立等。

　　陈独秀表示接受代表们的批评。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张国焘等31人。

　　政治局委员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九人。彭述之落选。

　　政治局常委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周恩来任秘书长。

　　陈独秀虽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威信已大不如从前。

　　§罗易讨好国民党，竟将共产国际的电报给了汪精卫

　　5月底，共产国际两个“紧急指示”传到中国，即“五月指示。”

　　指示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土地。

　　罗易接到指示后，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罗易、鲍罗廷、维金斯基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沉默无语。

　　周恩来、吴玉章关于建立共产党的独立武装的提议，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的主张都被他否定了，这份电报一拿出来，必然是一场轩然大波。

　　“我主张先不忙着把这个电报内容说出去，以免引起思想上的波动。”陈独秀说，“国际主张维护与国民党左派的统一战线，如果执行国际指示，势必导致联合战线破裂。”

　　蔡和森想，不拿出电报，不是扣压国际提示吗？

　　鲍罗廷、维金斯基也感到，莫斯科太不了解武汉的情况，汪精卫这个人，哪能执行呢？

　　陈独秀想说，国际指示是叫中国共产党人在粪缸里洗澡。

　　但没有说出口。

　　罗易想执行，他认为汪精卫同意了，便可执行。

　　给国际的回电字斟句酌成：“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

　　几天后，罗易私会汪精卫，泄露了“五月指示”内容。汪精卫大吃一惊，但不动声色地问：能否拿来看一看？

　　罗易犹豫了一下，终于点头答应了。为了让汪精卫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信任，罗易决定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五月示的抄本给汪精卫看。他反复看了看国际的指示信，虽然有些不应直接给汪，但也没讲不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的话。

　　汪精卫得到抄本，说声：“谢谢”，便打发掉罗易。他将抄本递给陈友仁看，陈友仁面如土色，说：“这意味着两党之间的战争。”

　　汪精卫冷笑着说：“你既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刚从上海到武汉的周恩来，从国民党内部得知罗易泄露国际指示的情报，立即报告了中央。大家呆住了，鲍罗廷气得发昏。

　　鲍罗廷、维金斯基问罗易：“为什么这样做？”

　　罗易说：“我的本意是缓和与汪精卫的关系。”

　　汪精卫得到“抄件”，拿给唐生智及其部下看。6月4日，即发生了江西省省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将方志敏等164人“礼送”出境的事件。

　　后来毛泽东说：“谁促成同国民党的分裂？到头来还是罗易本人。”

　　愤怒的鲍罗廷将罗易泄密情况电告了国际。

　　6月9日，因罗易泄密事件消沉了几天的陈独秀情绪又高涨起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北伐军与冯玉祥会师郑州后，张发奎、唐生智回师武汉，有利于抵制何键部队，共同解决共产党的危机将延缓。

　　鲍罗廷没列席会议。冯玉祥邀请江精卫、徐廉去郑州开会，因为是北代会议，鲍罗廷去了郑州。

　　张国焘也去了郑州，打听会议情况。

　　陈独秀觉得去年刚访问苏联的冯玉祥五原誓师，是国民党再起的希望。

　　但罗易否定了陈独秀的分析，他认为唐生智回来，情况严重，中共应执行“五月指示”，征服广东，发动湖南暴动，北伐军回汉时，实行总罢工，讨伐朱培德。

　　罗易想将功补过。在此之前，罗易支持蔡和森提议，准备发动湖南农民暴动，后与周恩来“大闹一场”，加上人骂“C．P．有推翻国民党阴谋”，陈独秀发火将此决议取消了。

　　蔡和森、任弼时表示赞成。会议勉强通过罗易提案。

　　会后，谭平山骂罗易是“左派”幼稚病。陈独秀写了《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坚持认为郑州会议是讨蒋会议。

　　这次陈独秀又错了。

　　6月13日，汪精卫、唐生智回汉准备分共。迎接他们的是“欢迎铁军凯旋”的罢工，和“打倒纵容反动势力的国民政府”口号。

　　一打听，是总工会领导人刘少奇及中共中央秘书长蔡和森同意的。

　　汪精卫立即找到鲍罗廷、陈独秀，声泪俱下地说；“总工会连络武人来倒我。”

　　鲍罗廷、陈独秀“气得要死”，对总工会行动很不满。

　　6月27日晚，冷落的街道不时传来几声汽笛声。

　　西门子鲍宅里，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谭平山、张太雷、周恩来、罗易小声交谈着。

　　“中央军委得到紧急情报，获悉何键今日就动手了。”周恩来讲话时，已是次日清晨，“我们和湖北省委已经决定，下午把总工会纠察队调进武昌，编入张发奎军队。张发奎同意我们加入，但不能穿纠察队制服，不能带枪。”

　　蔡和森说：“这实际是解散纠察队了，何不率性公开公布，以消灭何键暴动之借口。”

　　罗易表示赞成。

　　陈独秀也表示赞同。

　　武汉工人纠察队有5000人，拥有3000支枪，有人反对解散这支队伍，但附议声很小。

　　最后决议是，同意公布25日总工会作出的解散工人纠察队的命令。枪械归还公安局长。

　　第二天，汉口《民国日报》刊出“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布告。

　　50多年后的1980年3月17日，新华社播发为刘少奇平反的文件提到这件事，“主要应当由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负责”。

　　§陈独秀时代结束了

　　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按国际训令对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

　　国际训令6月底便到了鲍罗廷手里，内容是批判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中共中央，调回被解除顾问合同的鲍罗廷。之前，罗易已被国际电令免去“代表”资格，但鲍罗廷扣住了国际训令，没及时执行。

　　陈独秀6月中旬致电国际，述说暂时不能执行国际五月指示的理由。他说：“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动都抱有敌意……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们迫切的任务是纠正‘过火’行为”。

　　这份电报促使共产国际下决心调整陈独秀、鲍罗廷和维金斯基。

　　鲍罗廷清楚，自己和陈独秀命运的一致性，陈独秀时代的结束，就是他鲍罗廷时代的结束。他尽力拖，希望峰回路转，拖了半个月，不能继续拖，国民党已公开准备叛变，汪精卫已通知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并且，接替他的国际代表已在往武汉的路上。

　　鲍罗廷当天与陈独秀谈话。张太雷传达了国际训令后，陈独秀一言不发，只点点头。老鲍很伤感，在中国很多问题上，他与这位前中共领导人是一致的。他建议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

　　和鲍罗廷谈话后，陈独秀给临时中央写了一文，称“我实在不能工作”，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之后收拾了自己的办公室。

　　陈独秀神情憔悴、似笑非笑地咧咧嘴，拿着一把大大的芭蕉扇，拖踏着一双黑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

　　陈独秀乘船到武昌，住进了党的一个秘密地点，和汪原放有联系的一家银行楼上。

　　数日后，发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工农群众人头落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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