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边(65)_孙一先

六五

　　第一转弯本应是折线，但却形成了一个过程较长的弧线，究竟什么原因？因为谁也不知道起飞之后驾驶舱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可以做两种分析：其一，有意向前向西飞一段时间，迷惑地面，……；其二，潘景寅起飞前只知道飞往广州的航线，而不知道狗急跳墙的叛逃计划。……

　　康廷梓亲历其境的描述，否定了256号飞机曾在机场上空盘旋和飞北戴河96楼上空绕圈的说法。那年康廷梓只有32岁，是专机中队里最年轻有为的飞行员，他的记忆力应该是无可挑剔的。

　　（三）关于飞机“被导弹击伤”说

　　林彪出逃飞机坠毁的原因，一直有这样那样的揣测。其中一个说法是，飞机被解放军防空导弹击伤，进入蒙古境内坠毁。

　　《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年5月出版）关于这个问题有一段简明扼要的文字交代：

　　（1971年）10月12日、13日，（周恩来）在广州期间，两次听取广州军区负责人关于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联的人和事的情况汇报，并简要讲述“九一三”事件经过。在谈及为何不将林彪座机击落时说，他是副统帅，打下来我怎么向人民交待？只好打开雷达监视飞机的行动，直到飞机飞出国境，才算是真相大白。这件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跑，有什么办法。

　　可以做这段文字详细注解的，是《共和国秘闻录》杂志刊登的肖思科写的《林彪死因真相》。该文写道：

　　1971年10月，周恩来陪同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到广州参观交易会，送别外宾离境后，应邀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做报告，说了林彪叛逃的一些内情。会上，有人递条子问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座机打下来的。周恩来看完条子，非常严肃、郑重地讲了下面一席话：

　　“我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能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待啊？！

　　当然了，林彪座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走，就由他走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止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错误，还可以给他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宽容大量，我为什么要置林彪于死地呢？”

　　周恩来的这一段话，我估计是作者肖思科听到当时参加过会议的人讲的，或者看到听讲人的记录，可能语句不那么十分准确，但这段话的主旨是非常清楚的。

　　张宁在《自己写自己》一书第五章末尾也讲道：

　　空军司令吴法宪，12日当夜与周恩来一起监视雷达跟踪情况，吴法宪与叶群关系密切，怕惹祸上身，主动建议道：要不把它打下来？周恩来当时是制止的。

　　但是，张宁在《尘劫》（278页）中，又讲“三叉戟256号”是被导弹打下来的，她引述了第二炮兵一个转业军人的话，这个人说：

　　当年出事时，我在基地当兵，我们接到开炮命令，不知道是什么目标，以后听到文件传达，心里才明白是林彪座机。

　　张宁问他是不是搞错了，打的恐怕是周宇驰的飞机。这位二炮的转业军人笑道：

　　打直升机哪用导弹？周宇驰的直升机是在北京郊区迫降的，根本没用开炮。我们导弹发射的方向不是北京。我们用的是新式导弹，弹头进去反向爆炸，当时打伤了飞机。

　　对二炮的武器和任务，稍有常识的人，决不会相信这位转业军人的信口开河，更不能用来证明林彪座机是被导弹打的。在“三叉戟256号”坠毁现场的残骸中，的确有一截断翼上有个向一面炸开的大洞（另一面完好无损），因此就编造什么“新式导弹，弹头进去反向爆炸”，这只能骗骗小孩子。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过弹头打进飞机能反向爆炸的地空导弹。

　　（四）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和“手令”

　　不久前，朋友送我一本张聂尔著的《风云“九一三”》。我越读越被书中的论证和论据所吸引，一气读了多遍。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近年来写“九一三”事件最好的一本书。文笔铿锵有力，内容旁征博引，既有广度，也有深度。对于林彪和毛泽东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文革”中党中央上层的矛盾和斗争，不回避敏感问题，分析比较透辟。

　　作者是一位女作家，其父是建国初期从陆军调来建设空军的那批元老之一，因而在“九一三”重灾区的空军，她熟悉不少人，包括当年牵连进去的以至犯事判刑的人，诸如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鲁珉等。她对这些人进行了采访，获取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张聂尔写道：

　　这个纪要确实出自于新野的手笔，并据分析确是林立果他们的想法。要说这个《纪要》是满纸胡言并不准确。从某个角度某些内容讲，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说出了某些人想也不敢想或敢想不敢说的话。但这个《纪要》通篇充满极端情绪，自我膨胀，杀气腾腾，令人想起19世纪20年代俄国的“十二月党人”——那些指望靠军事密谋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贵族军官。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央公布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有“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一句，看起来《纪要》写这句话是有来历的，这就是林彪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阐述的思想。

　　张聂尔没有就此对林彪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内容展开分析，但在其他章节中讲到由此引发毛、林之间裂痕，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九大”之前，大约是1969年2月，毛泽东指示林彪准备在“九大”上做政治报告，并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起草。林彪把这三个人召来商量起草事，谈了自己的想法。张、姚推陈先写出一个稿子。结果，陈的稿子受到以江青为首的“文革”小组的激烈批判，说是鼓吹唯生产力论。毛泽东遂决定由康生与张、姚另行起草一个稿子。在“九大”预备会期间，中央会议讨论康、张、姚的稿子，陈伯达提出意见：“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施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两天之后，在另外一次会上，陈伯达受到了严厉的斥责和批评。陈伯达不服，把他写的稿子亲自封装在牛皮纸袋里，送呈毛泽东，结果毛泽东给退回来了。陈伯达发现牛皮纸袋根本没有拆封，伤心地哭了一场。林彪也很不高兴，在政治报告的定稿上，他曾批示：不掠他人之美。“九大”于1969年4月1日开幕，林彪直到上台的最后一分钟，也没看一眼这个报告稿子。他上台念报告，所有的人都以为是他搞的报告，其实根本不是。林彪曾对着叶群自言自语地说：“多念错一点才好。”

　　如果说，毛林体制是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开始确立的，则到了1969年4月的“九大”正式写在党章上时已经产生裂痕，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历史的进程证明，林彪在党的“九大”上表面上似乎达到其政治地位的顶峰，但“九大”，恰恰又是他败落的开始。

　　张聂尔颇有感慨地做出这样的判断。

　　于新野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共有九个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上文所引“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一句，来自纪要第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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