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边(42)_孙一先

四二

　　最后，汇报死难者的遗物情况。总理全神贯注地听着。我讲到那个写得乱七八糟的拍纸本，总理问写的什么内容，我说看不懂。总理看照片，因为拍照时已近黄昏光线不足，字迹分辨不大清楚，他似乎感到失望，但仍然把它和死难者尸体照片放在一起。当我讲到现场发现一个含有机密内容的铅印小册子，总理特别注意，让我讲具体一些。我列举了书中提到的几项国防新产品的研制，总理态度变得严峻起来，问我为什么不把它拿回来？我说视察现场前，双方达成协议，现场物品只看不取，蒙方最后一并移交。总理的口吻严厉而带焦躁，批评说：“对国家机密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应当誓死保卫嘛！你是不是共产党员？看到国家机密处于危险之中，应该不应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保卫？”我屏息地听着，想解释一下我曾让小沈去取回，被蒙方人员阻止，但没敢开口。我感到汗颜和后悔，我干吗那么机械地遵守双方的那个协议呢？如果当场察看时顺手装到兜里，蒙方人员也不敢搜身索要。问题在于我没有这个警惕性，没意识到机上人员中可能有叛徒，而在现场的文字材料方面下功夫。等到总理的语气缓和下来，我继续讲这个小册子，说到这个小册子有残存的红塑料皮，内文前有“各位首长和同志们”，最后有括号里的“长时间热烈鼓掌”，像是一个讲用报告。总理听了乐起来，哈哈笑着说：“你为什么不早讲清楚这一点？！这个小册子我知道，我这里还有一本，回头可以给你看看。”顺手就把有关这个小册子的照片扔到另一叠上。

　　总理为什么如此关注飞机上是否有机密文件呢？后来才知道，叶群和林立果决定外逃前，早已把国家高度机密文件，装满了整整一架直升机，在三叉戟256号专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后，它也从京郊沙河机场向蒙古方向飞去。但是，这架直升机9月13日晨被迫降在北京附近的怀柔县境内，文件没有受到损失。然而，叶群在北戴河还保有一套中央和军委的绝密文件，有没有带走呢？他们叛逃以后才发现，叶群专用的小轿车的后备箱里，摆着一个装满文件的皮箱，只是因为他们奔往山海关机场时十分仓皇，没有来得及把这辆车同时开去。那么，他们随身带没带机密文件呢？谁也不清楚，因为时间刚刚过去短短一个星期，掌管文件的部门来不及彻底清查核对。总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当然要十分重视现场有没有机密文件。“九一三”之后，国内向使馆发的第一个电报，就提到“未烧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转交我们”，而我在视察现场时，囿于“中国民航飞机失事坠毁”的概念，把重点放在失事飞机上，对文字材料察看追究不够。

　　整个汇报结束时，已经是22日凌晨3点多钟。总理指着我对外交部领导讲，他刚回国就来汇报，搞得这么晚，够累了，带他吃夜宵，然后让他早早回去休息。接着又对我说，以后有事找李耀文同志。我心里想，能在总理身边再多呆一会儿该多好啊！但看到总理还要同在座的人讨论什么，我就赶快退出厅来。

　　王海容带我在厅旁走廊的沙发上坐下，服务员端来鸡丝挂面，还有两片哈密瓜。王海容亲切地说：“怎么样？累了，饿了吧？快吃一点，不够吃可以向服务员再要。”这时，我才感到真正的累了，饿了。吃了夜宵，王海容让我同她一起，把蒙方提出的两份《纪要》稿子各抄写一份，她一再提醒我字要写得大一些。后来听说，这份稿子和那些照片，总理亲自送给了住在人民大会堂118厅的毛主席。在同王海容的接触中，我不得不纠正开始时的印象，事实证明她挺平易近人，架子并不大。

　　抄完《纪要》稿子，又呆了好大一会儿，外交部几位领导从福建厅出来，坐在走廊尽头一张方桌旁，韩念龙副部长亲自执笔起草给驻蒙古使馆的指示电，李耀文军代表把我叫过去参加。韩副部长提笔开头写：“请许大使即约见蒙古外长”，我插话说蒙古外长到联合国开会去了，不在乌市，是否写约见副外长？韩有点不耐烦地说：“那，大使会知道的！”李代表立即建议：“还是按孙秘书意见写比较确切，另外是否提一下孙和译员都已回到北京？”

　　电报的大意是，请许大使约见蒙古副外长，说奉政府指示，讲明9月13日2时左右，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因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自行坠毁。中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在寻找飞机残骸、埋葬死难者遗体和清理死难者遗物等方面所给予的协助，中国政府表示深切的谢意。应死难者家属请求，中国政府决定把九具死难者遗体运回中国正式埋葬，或就地火化，带回骨灰。为此，中国政府请蒙古政府惠予协助，并希望蒙古有关单位将死难者所有遗物交还我方。

　　电报还对继续会谈《现场调查纪要》问题做了指示：如蒙方不同意写“民航飞机”，可同意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256号飞机”；如蒙方坚持“失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使用的”，可改为“失事飞机是有中国军事人员乘坐的中国飞机”；在“双方商定不进行法医解剖而埋葬”一句后，应提议加上“待运回国内”；在“其中有些东西，由地方部门保管着”一句后，应提议加上“将由蒙古政府归还中国政府”。如果上述改动取得蒙方全部同意，即可在《纪要》上签字，否则不应签字，继续交涉。关于《安葬纪要》，因已要求运回尸体，可不再谈。

　　在电报开头，写上了“孙一先二秘和译员于昨日到京”，末尾加上：“交涉情况望即报部。”

　　电报起草完毕，韩念龙给在坐的同志读了一遍，然后他重返厅内请总理审阅，总理改定送毛主席过目后，批示：毛主席已阅，姬、韩、符阅后照发。

　　在韩念龙起草的电报中，出现了“自行坠毁”四个字，使我感到相当意外，怎么顷刻就做出了这个判断？事后我听说，总理并不是凭个人的分析做出这个判断的，而是在听了我的汇报后，马上要杨德中主持研究飞机究竟是怎样坠毁的，让符浩也参加。杨、符持照片和资料到东大厅，同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北空司令李际泰、公安部长李震等一起进行分析。首先，符浩根据我的汇报和使馆的报告材料，做了必要的说明。李际泰解放前是38军123师师长，他仔细看过照片和现场示意图后，认为：飞机可能是因燃料将要耗尽，被迫做紧急着陆的准备，驾驶员不清楚着陆区域的地面情况，最好的选择是找一块平坦的地方，冒险以飞机肚皮擦地降落。看来，飞机着陆后，由于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倾斜，触及地面，肚皮与沙土冲磨，骤然间升温引起油箱着火，从而导致整机爆炸。从当时特殊情况看，驾驶员技术很好，选择了惟一的处理办法。虽然不能排除机件失灵，或被地面防空武器击伤而紧急着陆，但这些可能性较小。在场的同志一致认为李司令的分析有道理。杨德中认为，有必要找一架同类型飞机，并和驾驶员及有关地勤人员研究一下。大家表示赞同。符浩还建议，看同类型飞机时，最好把孙一先也带去。

　　研究完，杨德中立即向总理做了汇报，总理从而得出了“自行坠毁”的判断。当然，这个判断是初步的，总理同意杨德中和符浩的建议，找一架同类型飞机和有关人员进一步研究一下，让我也参加。

　　9月22日凌晨4点多钟，李耀文要大会堂警卫负责人派车把我送回外交部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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