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边(18)_孙一先

一八

　　※第六章度过奇冷的冬天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的边防部队，在中国东北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发生的武装冲突。

　　珍宝岛边境武装冲突，以苏边防部队失败告终，对苏联和蒙古震动很大，他们同中国之间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可怕的冰冻事故

　　1968年冬天奇冷，白毛雪一阵阵卷地飞舞，气温每天都在零下35度以下。乌市街道上很少有行人和车辆，郊区大草原上，更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将近年底的一天，蒙古报纸报道：驻蒙苏军的一名少校，带两个士兵，由达尔汗乘车到乌兰巴托，傍晚在离乌市不远的雪原上迷路，汽油耗尽，三人活活冻死在车里。第二天，驻乌市的苏军派出车辆四处寻找，最后找到完全冻得僵硬的尸体，而在离他们嘎斯69车不远处，有尚未被雪完全封埋的卡车轮带痕迹，说明夜里曾有车从旁边驶过。看了这段报道，使人颇费思量：按蒙古不成文的法律规定，在草原上行车抛锚，特别是恶劣气候下，过往车辆有义务相互救援。为什么这辆苏联军车无人援救呢？

　　我同小毛两人去参加蒙古政府举行的新年招待会。酒会进行中，发现苏联驻蒙古大使和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在高声交谈，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俩借同蒙古朋友碰杯寒暄，挪近去听听他们在谈什么。小毛告诉我，苏联大使在训斥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责问为什么夜里不派人到郊区去寻找那辆车，为什么过往车辆见死不救……苏联大使个头挺高，身材慓壮，面皮本来就红，又加上喝酒助劲，站在小个子阿勒坦格尔勒面前，居高临下地指着对方鼻子发脾气，活像古庙山门里四大天王中那个红脸的恶煞。阿勒坦格尔勒则左一个“大使同志”，右一个“大使同志”，赔着笑脸想解释几句，总也插不上嘴。这种情景完全像老子训儿子、主人对仆从，我真替蒙古同志感到可怜。

　　这个冬天在中国使馆里也发生了一起相当可怕的冰冻事故。

　　1969年新年过后，不几天就是农历除夕，使馆举行春节联欢晚会，驻蒙古建筑公司的留守人员，及友谊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全来参加，一片欢乐气氛，大家暂时打消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乡愁。突然锅炉工慌慌忙忙来报告，后院锅炉房通往食堂的热水管冻结了，初步检查冻结的一段是在宿舍楼前的地沟里。我和经援专员老王一听就有点慌神，急忙问室外温度多少，锅炉工说零下39度。坏了！热水管冻裂，使馆的二十几号人吃饭怎么办呀？

　　我同老王商量，晚会不能停，不能冲散大家的欢乐情绪，由领事部主任老孙主持继续进行。我俩悄悄地传唤使馆的工作人员，总共十几个人，立即跑到后楼去抢修热水管。经查明，冻结水管所在的地沟里又矮又窄，但要修理，必须下到地沟用喷灯烤化冻结点，时间不能拖延，否则整条管子冻结，热水通不了，管子就可能爆裂。我的内心真是火急火燎，没有感到耳朵都冻僵了。老王马上打发司机去工地借来喷灯，然后五人一拨下到地沟去烤管子。在地沟里，人坐着刚能直起腰来，要用喷灯烤只有仰面躺下，端起灯来向管道喷火。三十多米的管道，冻住的部分约有一半，这样每人管三米，全然不顾地沟气闷，空气稀薄。正烤着，发现冰冻向管道另一头迅速扩展，很快三十米都冻住了。这时已近半夜，气温降到了零下40度。

　　我和老王也紧忙拿喷灯下地沟，七个人每人管五米。地沟只有两端出口，里面本来空气不通畅，加上七个喷灯火焰带出的一氧化碳，熏得人出不来气，第一拨下去的人有的已感到头晕。第二拨八人马上下沟换班。上来的人大口大口喘气，看来有的同志已经有点一氧化碳中毒。老王指挥，10分钟后再换一轮，他不让我再下，可是我怎能不下呢！我下沟烤了一会儿，就感到气闷头晕，刚换班上去的司机大扈主动下来换我，说留下馆长好对外。这种顾全大局的同志感情，实在令人感动。接着又换了两轮，总共用了四十多分钟，锅炉工来报告，循环泵启动了，管子热水通了。大家松了一口气，十来个人顾不上零下40度的严寒，躺在地面上喘着粗气，有的同志已晕得迷迷糊糊。参加晚会的医生、护士赶来了，诊断为一氧化碳中毒，马上都抬到医院去连夜救治。

　　这是一场拼命抢险的“战斗”，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事后想起来也够惊心动魄了。蒙古的冬天实在是可怕，一点也不敢大意。

　　抢救热水管后不几天，使馆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名苏联士兵，夜间从友谊医院与使馆之间的隔墙跳进使馆来，就近跑到锅炉房取暖。据锅炉工用馆内电话报告说，这小兵冻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锅炉工吓唬他，做出要把他填进炉膛烧掉的举动，他跪下哀求，说的什么话也听不懂。我让锅炉工把这个小兵送到前楼来，由办公室的小刘审问。这个士兵冻得筛糠似地发抖，断断续续地讲，他是苏军建筑旅的，想到中国使馆政治避难。问他为什么，他流着眼泪讲，他是图瓦人，在部队受不了俄罗斯人的欺辱，一直想开小差回家乡，到了蒙古听说离中国不远，就想到中国去，因为中国不歧视少数民族。小刘向他解释，中国虽然不歧视少数民族，但却不能收留苏联人去政治避难，使馆里他也不能久呆，早一点回部队去，趁其长官没有发现，就不会有事。小刘给他搞来面包、牛奶、黄油、火腿，让他饱餐一顿。他热得敞开空身军棉袄。问他为什么光着上身穿棉袄，他说军官怕士兵逃跑，晚上得把衬衣脱下光着上身睡觉。吃完饭，他脱下军靴，重新裹了一下包脚布。小刘发现他的军靴只不过是厚帆布制作，外面涂了一层发光的涂料，乍一看像是皮靴。苏联士兵也真够苦的了。他跳墙进来，又让他从原处跳墙出去，如果交给守使馆大门的蒙古警察，这个苏军小兵那就惨了。

　　小刘送走苏联逃兵以后，回来问我：图瓦在什么地方？我来蒙古以前看过有关边界谈判的资料，对“图瓦问题”印象颇深。我告诉小刘，这个地方在蒙古西北的苏联境内，历史上叫唐努乌梁海，本来是中国领土。清朝在蒙古西部重镇乌里雅苏台（现蒙古扎布汗省境内）设有戍边将军，管辖蒙古西部一些盟旗和唐努乌梁海。由于同蒙古边境上有一脉较高的横断山岭阻隔，对外交通甚为不便，直到1921年蒙古事实上独立，这个地方仍处在游猎社会，以狩猎得来的贵重皮毛，与来自内地的中国商人交换日用品。蒙古独立，这片中国领土即孤悬在外。1924年，苏俄囊括中亚和高加索等地区，建立了幅员广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本想把唐努乌梁海吞并，但因同中国北洋政府谈判“历史悬案”（主要是废除划占中国领土的一些不平等条约问题）未获结果，这块连不平等条约也未写进去的十七万平方公里领土，不明不白地划进苏联的版图，但苏联政府并未敢正式对外宣布。一直到1940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空前的困难时期，苏联最高苏维埃以法令形式公布：唐努乌梁海“申请”加入苏联，改名为“图瓦自治共和国”。小刘听了我的介绍，颇有感慨而气愤地说：“苏联欠我们的实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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