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边(17)_孙一先

一七

　　刘代办返馆后，深夜约见蒙古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图门，对车站事件向蒙古政府表示最强烈、最严重的抗议，并提出三项要求：（一）全部释放被无理逮捕的中国公民；（二）向遭受毒打和被扣押的全部中国人员赔礼道歉；（三）立即采取措施保障使馆外交人员和中国公民的安全，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在我方强烈抗议和要求下，被扣押的华侨师生很快被释放，但侨协干部贾秀文却被送往外地监狱关了起来。三名被驱逐的教师，离开蒙境前在扎门乌德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回到北京受到有关单位的热烈欢迎。这次“乌兰巴托车站事件”等于是“莫斯科红场事件”的重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内没有什么人出来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

　　在北京，5月下旬以后，外交部“文革”运动中极“左”思潮甚嚣尘上，在苏联驻华使馆门前已游行示威数日，砸了“扬威路”的街牌，换上了“反修路”的路标。人们得知蒙古当局驱逐培才学校教师，在车站拘捕使馆外交官，都感到异常激愤，立即组织队伍到蒙古驻华使馆游行示威，递送抗议信的几个人企图冲进使馆当面质问蒙古大使，受到门卫解放军的阻拦。连日来的抗议示威，使蒙古驻华使馆感到十分紧张。

　　在越来越激烈的反对“大修”（苏联）、“小修”（蒙古）的声浪中，中蒙关系一下子陷入低谷，外交往来只限于强烈抗议、最强烈的抗议。抗议照会有时是在文字上蒙文难以表达的“最最强烈”的字句。

　　无独有偶，8月9日在北京发生了一次更为严重的事件。这时，我已回到使馆。据了解，外交部的造反联络站在王力、戚本禹等人的直接煽动下，夺了外交部的权，周总理直接领导的外交工作失去了控制。联络站在“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下，指挥外交系统的造反派，并影响社会上的若干造反组织，向好几个驻华使馆“四面出击”。其中最严重的是砸了缅甸驻华使馆，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8月9日在北京东华门大街烧了蒙古驻华大使策伯格米德专用的汽车。

　　“八九”事件的过程大致是：这天上午，蒙古驻华大使夫人及另两名外交官夫人乘坐大使的专车，到坐落在东华门大街的友谊商店购物，司机达希敖额尔特把车停在马路边，然后倚在车头上观望手持小红书来来往往的红卫兵队伍。突然，行进队伍中有人发现汽车刹车的踏板上有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海报。这时，蒙古大使夫人等三人从商店出来坐进汽车，司机踩油门开车，踏上了毛主席像。围绕来的红卫兵怒火沸腾，脚踩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得了！队伍中有懂蒙文的红卫兵，立即把蒙古司机揪了出来质问，蒙大使夫人等吓得下车跑进了商店。人群中有人领头高喊：“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打倒苏修的走狗蒙古修正主义！”蒙方司机起初拒不认罪，还企图撕毁毛主席像开车逃跑，但汽车被群众团团围住开不动。愤怒至极的红卫兵命令他站在凳子上示众，让他下跪向毛主席像请罪，有人还把轿车上挂的蒙古国旗扯下来，要他放在地上用脚踩。友谊商店售货员出来说，大使夫人在打电话求救。这无异给愤怒的红卫兵火上加油，有人喊：“把汽车烧掉！”

　　众多红卫兵喊一二三，把汽车掀翻，有人点起火来，围观的人群齐喊：“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到消防车开来，熊熊大火已把这部海鸥牌高级轿车烧得只剩躯壳。在汽车已经烧起来的时候，我国外交部的一位处长来到现场，说服群众将蒙古司机交他处理。蒙古司机当即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经过审讯，他在人证物证面前不得不认错，并亲笔写下认罪书。我国外交部第二亚洲司负责人召见蒙古驻华大使，交给他一份照会，对蒙古使馆工作人员达希敖额尔特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称中国政府决定将他驱逐出境。这个司机离境前，在二连车站又站在高凳上被批斗了一次。

　　8月9日当天，驻蒙古使馆对此事一无所知。傍晚下班时，蒙古外交部来电话称，其副外长托依夫晚8时紧急召见刘代办。两国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感到有些紧张。刘代办让研究室注意收听蒙古电台广播，并把应召时间借故推迟至晚10时。从蒙方广播的简单消息中，大体了解了这一严重事件的梗概。刘代办和译员小刘按时去蒙古外交部。蒙古外交部副外长托依夫沉着脸，寒暄的话也没讲，就当着刘代办的面宣读蒙古政府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对火烧蒙古驻华大使汽车和侮辱司机一事承担责任，并赔偿损失。蒙方在声明中抵赖其驻华使馆司机的言行，反诬中国政府执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并一再直接指名攻击毛主席。刘代办严词驳斥了蒙方的反华论调，对其指名攻击毛主席提出强烈抗议。至于蒙方提出的要求，以未接国内通报、不了解事实真相为由，予以拒绝。

　　第二天晚上，外交部来电通知驻蒙古使馆，说明了事件经过，要求使馆提高警惕并采取措施，准备应付蒙方策动群众冲击使馆。铁路小联运的列车员抵达乌兰巴托，即来使馆汇报。描述了8月9日烧蒙古大使汽车的现场情况，并叙说最近两天北京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到蒙古驻华大使馆门前示威游行，在其围墙上和道路上刷了许多大标语。其中有“打倒蒙修”、“打倒苏联的奴才泽登巴尔”。刘代办连夜召集使馆全体和驻蒙古各单位领导开会，布置应急措施。顿时，一片紧张的气氛笼罩了整个使馆。

　　60年代曾发生过我国驻外使馆被驻在国暴徒冲击事件，人员被打伤，文件被抢走。驻蒙古使馆内部没有任何防卫设施，一旦被冲击，只能是靠人力抵挡。大家纷纷表示决心，誓死保卫使馆，宁死保守机密，人人的神经都极度绷紧。

　　一天、两天过去了，除了蒙方报纸刊登其政府声明，以及发表文章进行反华鼓噪外，未见他们有任何冲击使馆或前来游行示威的迹象。而在北京，我国外交部第二亚洲司负责人8月18日再次召见蒙古驻华大使，对其政府9日声明做出强烈反应，并正告蒙古当局，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每一桩罪行，中国人民一定要清算的。

　　时间过了五六天，罗马尼亚驻蒙古大使主动来拜访刘代办，告诉说前两天蒙古外交部召集各国驻蒙古使节开会，蒙古外交部副外长托依夫首先宣读了蒙古政府声明，让到会人看了“东华门事件”的照片，接着说了些攻击中国政府的话，最后宣称蒙方不准备采取报复措施，以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但对罗大使一家之言能否确信，刘代办决定通过外交活动摸摸情况，便前去拜会越南驻蒙古临时代办。中越两国使馆关系十分亲密，我国对越南抗美全力支援，仁至义尽，我驻蒙古使馆也在物质生活上，对其驻蒙古使馆多方给以关心和帮助。但是，越南临时代办在交谈中，对刘代办说明“八九”事件过程光听不语，对蒙古外交部召开会议及可能采取的措施也一声不吭。

　　刘代办召开使馆全体会议，讲述了上述情况，大家认为罗马尼亚大使的话是可信的，虽然对蒙方仍存疑虑。我感到蒙方如果真的不采取报复措施，在外交上采取高姿态，就会使中国方面显得无理，而使自己赢得了声誉。我们这些中国外交人员面对我国形象受损，只有内心说不出来的痛楚。刘代办讲述中，对比了越南和罗马尼亚两家使节的态度，我不由得想到小学课本上的甲乙两个好朋友野外遇到黑熊的故事，觉得越南人太不够朋友。

　　“八九事件”在使馆来讲，安全地度过了，但国家关系更进一步恶化，到了无可修补的地步。1967年9月30日，刘代办主持举行国庆招待会，蒙方最高来宾已由过去的一两名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会议副主席，降为外交部长与和平友好委员会主席，往年出席的一些友好人士全都不见了。10月，蒙古政府撤回了其驻华大使策伯格米德。

　　刘代办于10月底，与商务参赞王琢之，以及其他几个同志一起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王琢之在张灿明大使回国后，与临时代办刘吉德一起成为使馆主要领导。“五二一事件”发生后，他曾让中建公司驻蒙工地给杀一口猪，改善一下使馆人员的生活，也含有对进行斗争的同志慰问之意。此举惹起了馆内几个年轻人的批判，说他是在庆祝挨打。我回到使馆后，他曾向我诉说这件事，委屈得含着眼泪。面对这位头发斑白的老参赞，我在那种情况下能说些什么呢？只能说些不着边际的安慰话。

　　刘吉德、王琢之回国后，外交部来电任命我做临时代办。不久，经援专员王琨和领事部主任孙立殿相继返馆，我们三人成为使馆主要领导。任临时代办对我来讲当然是一副极其沉重的担子，而且没想到从1967年11月到1970年4月，我竟临时代办了两年半之久，这在我国驻外使馆的历史上是少有的。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