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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


  我根本站立不稳,在纽卡斯尔火车站外面的大街上不住跌倒,后来被警察带走。他们把我送到当地救世军的门口,对我说:“到那里面去睡过了醉劲再出来。”我按响了门铃,门开的时候我差不多是一头栽进去的。将近一年以后我才再看到白天的世界。有人给了我一杯甜茶,我用这条又送下了更多的安眠药,好逃避我的恐怖感。我在地板上睡死了过去。当我又一次滑入湮没无闻的状态之际,在我的想象中,巨大的蚂蚁正从地板上爬过来要吃我。

  一天多以后我被穿着救世军制服的头头叫醒了。他气极了,严厉地说:“别再这么干了,不许死在这儿!”我像个迷路的孩子,把手伸进口袋里,把最后的几粒药丸交给了他。现在不再有毒品了,只有穿着肮脏的牛仔裤、跑鞋和绿色T恤衫的我。

  “现在到了祈祷的时候了。”头头说着把我领向公共休息室,那里面已经面向着讲台放好了三排破旧的椅子。台上有一架旧钢琴,盖在上面的灰色毯子刚刚被拿掉。六个穿着一尘不染的制服的救世军工作人员开始唱起了《光荣光荣,哈利路亚!》房间里开始充满了生气。强制参加的、由三十个老流浪汉构成的会众个个放声高唱起来。唱完每一首歌后,一个白头发的老头就高抬起双臂叫喊道:“赞美上帝!”正在热闹之时,音乐停了下来,弹钢琴的那个带着角质框眼镜的瘦女人走到台的中间,开始向安静下来的会众布道。“上帝在这里,上帝是我们的救世主2”在布道结束时她高喊着说。现在那个老头子喊得更响了:“赞美上帝!”所有的救世军工作人员应答道:“愿上帝与你同在,肯尼思。”这样结束了祈祷。礼拜结束,上帝离开了这间屋子,毯子重又罩在了钢琴上,一台旧电视机被推了出来,我们大家都留在那地瞪着屏幕,也不管电视机是开着还是关着。

  在这间大屋子的另外一头发食物的小门前是吃饭的地方,有大约十张桌子和许多红塑料椅子。响铃时,三十个疲累的老头拖拉着脚步走过去坐在桌子前吃饭。两片面包,一块陈奶酪和倒在白铁杯子里的茶。然后回到屋子的上帝那一头,坐在软一点的椅子上,一直到该睡觉的时候。

  从晚上七点钟开始,每一小时响一次铃,然后把宿舍门锁打开五分钟。你一旦决定去睡觉就不能再走出来了,要在里面呆到早上。宿舍里满满地塞进了三十几张铁床,每张床上有一条薄薄的灰毯子和一个硬得像石头一样的枕头。在我的枕头上面,前一个流浪汉的脑袋留下的凹坑和他的脑子一样空空如也,正等着我把头放进去呢。

  早上我们沉默着蹒跚地走到桌子和红椅子那儿去吃千篇一律的早饭。一条干巴巴的香肠,盘子另一边是大约二十粒烤豆子,两片面包加一贯的一白铁林温吞茶水,这就是全部早餐。吃完后我们就坐到吃午饭,坐到吃午后茶,坐到睡觉。在这一片空虚之中,淮一的变化是下午三点钟时给上帝的时间,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整个屋子充满了生气。上帝每天从来不迟到,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也唱起了赞美诗。没有任何人,包括我在内,出到外面去,大家甚至连话都不说。我们全都这么整天坐在上帝的椅子里,天天如此,半睡半醒,什么也不想。

  这个慈善机构比起庞德巷来差得太远I,相比之下庞德巷简直像个假日俱乐部。这里没有免费的衣服,虱子是这个集体的一部分。因为纽卡斯尔是个安静的小城,又不是通行要道,住在救世军里的,大多是当地的老人,根本没有离开的希望,只是在那里等死而已。

  起初我还能闻到这些老朽身上的臭味,但是很快我就成了这个臭味的一部分。和别人一样,为了安全的缘故我从来不脱衣服。有一次我把袜子洗了,结果被偷走了,我只好许多天没有袜子穿,直到头头给了我一双灰色的袜子。“别再把这双给丢了,”他说,“不会再给你了。老穿在脚上吧!”脱鞋睡觉的人抱着鞋睡。刷牙、梳头、洗澡都是历史了,在活死人的世界里什么都失去了意义。

  有一个长得很像比利·邦特的肥胖的流浪汉腿痛得非常厉害,从上帝的椅子到吃饭的地方这二十英尺路程要走半天。他和别的人一样,从来不说话,但是几个月后他问我,在穿过房间时能不能扶着我走。

  我们这些迷失了的灵魂被共同的空虚连结在一起。我们都没有事情可做,没有人可以写信,没有人可以打电话,没有事情可以迟到,甚至也没有事情值得从床上起来。我们谁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落到这个地步的,我们并不是天生的流浪汉。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自某个地方,有过妈妈爸爸,甚至妻子儿女。对于我,这里是多年吸毒后的终点站。我永远感到疲累不堪,仿佛在看着自己的葬礼却又得不到允许爬进棺材里去。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地道,更不用说有亮光了,这里有的只是虚空。我的精神已被摧毁,我已经放弃,不再希望得到任何东西,甚至是毒品。在每天结束的时候邦特总是对我说:“好了,又打发掉了一天,又少了一天要去过的日子。”

  有一天早上,所有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都在肯尼思的床旁。忙来忙去的。这个白头发的虚弱老头在夜里死去了。他平躺在床上,两只手举过头放在枕头上。所有的流浪汉都聚集在他的床边,一起高举起胳膊同声高喊:“赞美上帝!’”我们一个其他的字也没有多说,转身拖拉着脚步去吃另一顿香肠和二十粒豆子的早饭。就像肯尼思一样,如果有人在夜里死了。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把遗体搬走,尸体早就僵了。又一个可怜的尸体,埋在一个没有标志的坟墓里,甚至没有送葬的人在场表示知道他死了,罗别说哭化了。死亡仅仅意味着从活死人搬到已死者中间。那天在祈祷的时候每个人唱的声音都比平时大,但是不再有人高喊“赞美上帝!”了。这和肯尼思一样成为了历史。

  他的死把我从整天像个半睡半醒的呆坐着的僵尸的状态中唤醒过来。在救世军呆了十个月后我开始再一次想到外面的生活。每天早晨我开始照顾所里的镜子,不断对自己说:“你一定要出去,出去!”这种自我催眠术似乎有点作用,几天后我第一次离开了那座建筑。

  那是个清新的春日的早晨,我沿着海边步行,在过去一年中看惯了潦倒虚弱的人。这时看到这样多的新面孔,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看着一群打鱼的人,在有一个人打上来了一条鱼后一起开怀大笑。把所有那些老流浪汉放在一起也没有在阳光下扭动着的那条鱼有生气!突然我害怕了起来,开始往回跑,正好在祈祷前回到了救世军。我坐了一会儿,但是当高声响起钢琴和赞美上帝的歌声时我的勇气回到了身上。在大家仍在唱赞美诗时我离开他们又走了出去,但这次我走过了打鱼人,继续向着半英里外的小城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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