瘾(55)_斯蒂芬·史密斯

五五

　　第二十三章　恐怖演出主场开始

　　特莎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为了我你要赢得监护权。我要在你身边长大！”这就是我那天真的女儿，非常单纯，她始终紧抱着童年时代爸爸在她心目中的形象，没有意识到我的毒瘤有多么大。对于她来说，我一直是带着许多玩具回到家里来的英雄，而实际上我离家是去毒窟消磨时光。即使现在，我们生活在田间寒酸的房间里，而她的幻想仍继续着。

　　头一天，特莎一整天都兴奋地把她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公寓各处。她对那四张为我画的蝴蝶特别感到骄傲，把它们贴在起居室的墙上。住在对门的女人答应给她一只小狗。她最后上床睡觉已经很晚了。“我们给他起名字叫‘包打听’。”她说着闭上了眼睛。我坐在她的床脚头，看着她入睡，感到自己是多么无助。我是一点希望也没有的了，毒品已经俘虏了我，我无法停止下来。我听着老鼠在楼板下而奔跑，决定等她醒来时告诉她，她得回到她母亲那里去。我必须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使她离开我这条迅速下沉的小船。

　　当地在第二天一大早睁开眼睛的时候，好像已经意识到我要说些什么了。“特莎，我有病，实在没有精力去打这场监护权的官司。你必须得回到你母亲那里去。’哦喉咙咽便，几乎说不出话来。她开始哭了起来：“不要送我走，爸爸。别这样做。如果你想赢，如果你真爱我；就能打赢这场官司！”我怎么能够告诉我的小女儿，她的父亲是个可怜的稳君子，没有毒品就不能活？我又累脑子里又是一塌糊涂，躺在床上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

　　这对待莎下了床，承担起了母亲的角色，从一个无助的孩子变成了一个能干的护士。“爸爸，你歇着，我给咱们俩做一顿热的早餐。”她说着骄傲地从自己的储钱罐里拿出钱去买鸡蛋。吃着她做的早餐，我的眼泪不住地落到盘子里。“你为什么哭呀，爸爸？难道你不喜欢我做的早餐吗？”她问道。“非常喜欢。”我答道，一面强迫自己咽下食物。过了一会儿她上学去了，她向我挥着手，大声说：“为了我要去赢来监护权，爸爸！”我下了床，从窗口看着她和马路对面的一个女孩一起走远。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下了决心，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无论前途如何，我必须赢得监护权！否则就意味着对她的爱的背叛。

　　我振作起所剩无儿的精神，明白首先得搞到一些钱。突然我想起了安迪，一个与我多年交好的希腊银器商。一个多星期前我看见他开着货车从我们公寓前经过。他是个善良的人，最后几个还肯给我一点时间的人之一。那天下午我到他的工厂去找他。他看到我的情况，对我产生了恻隐之心，给我二十个银水果钵去卖，也不搭望着我付钱给他。这是他的告别方式。“这些毒品会要你的命的，”他样子很难过地说，“你为什么不去寻求帮助呢月我把银钵放在车里以后，我们握手道别，我去学校接女儿。

　　回来的路上我在一片废弃了的工厂区里迷了路，惊慌之中车子撞在了一只垃圾斗车上。没有人看到这个事故。我记得那猛的一下碰撞，楼后就失去了知觉。后来我终于苏醒过来，身子趴在方向盘上，头流着血。我忍着极大的痛楚设法从撞坏了的车里爬了出来，发现车头整个被撞启了。我跌跌撞撞地找到了一个电话亭，打电话叫来了一辆小出租车，出租车司机载着我到了撞坏的汽车旁，他把银果钵装到了他的车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失去了知觉，因为当我们终于把车停在公寓门外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特莎正站在开着的窗户旁，看见司机扶我下车时就跑下楼来。我坐在楼梯上，她帮着把银果钵拿到了我们的过道里。我没有钱付出租车费，司机同意接受两个银果钵，还找给了特莎一点现金。离开之前他扶我上了吱吱嘎嘎的楼梯，问我需不需要找人帮助，我说不用，他把我扶上床就走了。

　　次日上午，特莎没有上学，她给处理我们案子的社会工作人员打了电话。不久来了一位高级检查员帕里先生，他一看见我马上就叫来了救护车。他们把我抬下楼的时候我想必是晕了过去，什么都不记得了，一两天以后才在医院里醒过来。

　　想着特莎仍旧是独自呆在公寓里，我用床头电话给她打电话，但是没有人接。我满脑袋噩梦般的幻觉，给社会工作者打电话，他告诉我我住院已经两天了，女儿在孤儿院里，很安全。我十分震惊，我明白特莎住在孤儿院这件事可能会严重地影响我得到监护权。

　　虽然我的脑震荡还很严重，我仍然从床底下拿出衣服，没有被护士发觉偷偷溜出医院。我连路都走不稳，在街上到处摔跤，用了很长时间才回到了公寓里。上楼前，我从我们楼后废墟上一辆破车里找出了我藏在里面的一些毒品。在我病态的、毒品作用下的脑子里，我觉得服用了这些药丸一切就不会有问题了。那天晚些时候，一个显然生着病、吸毒吸得晕晕乎乎的人居然能够从孤儿院把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接回家，这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回到公寓以后，我意识到如果要想有任何获得监护权的机会，我必需再一次减少吸毒量。我没有人可以依靠，只有给钱普尼疗养所打电话。我没有什么钱，但是琢磨着既然他们认识我，我可以在出院时用支票支付，我明知道那空头支票会遭到拒付，但我现在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第二天早上我给特莎的学校打电话说她病了，然后我们就动身到特灵去。我们居然完整地到了那里，他们允许我们住在主楼旁边的一所小房子里。在我接二连三地跌跤，特莎哭喊着“我爸爸病了”的情况下，他们居然收留了我们，简直是个奇迹。

　　我感到放了心，知道特莎在名人和阔老之中很安全，就上了床。头几天我一直在睡觉，得到了我极其需要的休’急。渐渐地我觉得有力气了，就和别的客人一起到主楼去吃饭。电视女演员希尔达·贝克常常在我们桌吃晚饭，饭后我们经常一谈就是几个钟头。希尔达是个说话坦率的兰开夏郡姑娘，年纪比我大，在仅仅听我讲了一小点我不幸的故事后，她就坚持要我马上把特莎送回她母亲那儿去。“趁现在还不晚，让特莎离开你这糟糕透顶的生活。”每天晚上我们互道晚安时希尔达都这样对我说。

　　在此期间，托特纳姆的社工部门知道了我们在什么地方，知道特莎一直没有上学，但是监护权的审理日期就要到了，他们也就没有怎么样，等待着高级法院作出决定。我觉得当地儿童福利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已经受够了。我拿不定主意在钱普尼住多久，但是当老板惠勒夫妇拒绝继续让我赊欠时，他们就替我作出了决定。那天下午我们离开了那些名流和草每，回到托特纳姆和老鼠为伍。

　　这时我卖掉了剩下的银果钵，至少有钱买食物了。一两天以后，邮差交给我一封在大法官法庭巷的高等法院寄来的信，通知我特莎·玛丽亚的监护权案将在一个月后审理。经过了三个星期的休息，我脑子清楚了一点，意识到我需要一个得人心的长期解决方案，一个在法庭上让人觉得牢靠的什么东西。打定主意后我登广告找一个管家，提供免费住宿作为交换条件。

　　第二天就有两个刚刚到英国的十八岁的爱尔兰姑娘玛丽和格雷丝来见我。她们非常单纯，在伦敦没有亲戚，很容易就相信了我在兴奋剂作用下的一通胡言。胖胖的黑头发的格雷丝作为免费住宿的交换，同意说她是我们的兼职管家。漂亮的、留着红色短发的玛丽则会声称她认识我已经很久了，我们已经订婚，快要结婚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庭，这对于法庭来说是个十分完美的形象。为完成体面家庭这幅图像，必需让人觉得我有固定的职业。为此我去找了一个老相识，他给我写了证明信，说我在过去的一年中任他的办公室主任。现在家里显得情意绵绵、温馨宜人，特别是每次当地的社工部门的人员来探访时，家里摆设着给他们看的鲜花和一盘盘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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