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龙闯北极(87)_任建民

八七

　　§0823（BJ0824）到此一游，在冰站上面留个影

　　今天是8月23日，冰站作业明天将结束，大家都在做撤离的准备。这种准备主要是心理上的，当然行动上也有反映。

　　今天全队的重点是安排大家“参观”冰站。我们记者大部分都上去过两到三次，有的还呆过十几二十多个小时。冰雪组、大气组、海洋组都有一些项目在冰上做，但大部分队员和船员都还没下过船。

　　天气出奇地好，风很小，阳光普照，绝对是照相的好天气。凡是没坐过直升机或没下过船的队员，今大可以去冰站“旅游”一次。直升机往返于大船和冰站之间，送一批人上去，再接一批人回来。问地勤人员飞了多少个来回，他说没记清，大概有十几次吧。

　　我是昨天一大早下小艇去的冰站。我们几个记者去，实际是拍“告别照”去了。长城艇出事后，船长同吴金友说了好几次，小艇非常危险，记者尽量不要再坐。吴金友于是宣布，昨天是最后一批，今天起记者一律不再下艇。

　　最开始制定的“政策” 是记者每人可以坐3次飞机，我这样的已经坐满，这两天又陆续安排了几次随队员采访。今天下午安排六七个没坐满3次的记者，坐直升机进行了半个小时的航拍。今天冰站上只有两个人，大船周围冷冷清清，没有什么好拍的。这其实有点勉强，打个比喻，就像饭吃得已经很饱了，但为了不浪费，再强行往嗓子眼里塞几口。但这标志着此次北极科考新闻报道的“高潮”已经过去。

　　我们在冰站上，举着各家的旗子狂照了一番“自我欣赏”，我本来没带什么旗子，工作这些年，好像还没见过报社的旗子什么样。到了这里，眼瞅着新华社、国际台等都带者自家的旗在冰上留个影，感觉不错。

　　袁力找了块红布，把一件米色背心剪了“北京青年报”几个字，在冰站照了一张，传回报社，说是报社要留资料。人民日报社虽然没给我留资料的任务，但心里还是有点痒。于是请袁力如法给我炮制了一个。我们的报名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保留字体很重要。于是，我把名片请颜局长扫描成图像（颜局长没跟我收钱，想起前面说队员替邮局打工，有点不好意思），再放大把每个字打印在一张A4纸上。袁力帮我做好了，粗一看还像那么回事。

　　新华社的旗子很正规，用竹杆一挑，3人轮番照。老高看我拿着这块不到一米宽的皱巴巴的红布，开玩笑地说：“怎么有点像尿布？”我请他给我照相，只好让大风把这话吹走算了。可大风同样把红布吹得不听话，我两只手怎么也无法把它展开，以露出关键的4个字来。后来我索性用两个膝盖压住两个角，手扯起另两个角。老高边拍边说：“你对人民日报还是挺有感情的么，你们领导看了照片还不得感动？”他用我的相机照完，又用自己的相机照了几张。这是个信号，表明他认为这个场面可能会有用。

　　下午，四川电视台的专门“约”直升机飞了一次，叫上队里的头头脑脑和他们认为重要但还没拍到镜头的科学家，找了一块浮冰补镜头。

　　香港的何建宗先生演出了一场落水戏。他从一块浮冰想跳到另一块浮冰上去，两块冰之间距离较远，他就借助这中间的一小块浮冰做跳板。准知他一脚踩上去，小浮冰翻了过来，何先生大半个身子跌落水中。幸亏他伸手抓住了大浮冰的边缘。他有点不好意思声张，自己一个人爬了上来。

　　“我们的镜头对过来时，他已经被一群人围住了。”在场的唯一女性白山杉说。一群男子把何先生湿透了的衣服全部扒下，脱下连体考察服给他穿上。中午吃饭时，何先生已经神气活现地跑来吃饭了，毫发无损。

　　安全带敲打直升机、长城艇受伤、冰雪队员遇熊、何先生落水，这几天尽上演有惊无险的场面。我问何建宗为什么落水时不大喊“He1p！（救命！）”这样四川台可以抢一个独家镜头，因为他是目前唯一个落水的人。何先生笑着说：“我不敢呢，他们肯定全举起摄像机和照相机说，你先别上来，再坚持一下！”有人又接上话说：“这还算好的，说不定刚好看见你爬上来，反而一脚把你踹下去说，对不起，我刚才没拍着。”

　　一番玩笑，反映出我们这次考察“景物”之少，令记者们“寂寞难耐”。有一天，新华社老高守在驾驶台上，一群海象出现在船边，少说也有几百头。老高发疯一样地拍，而船上其他记者全都不知道。后来听说此事，半开玩笑地对老高表示愤怒：“老高是那种记者，拍完美丽的晚霞，拿手搅乱了再走。”

　　不过，老高有点冤枉。遇到那么激动人心的场面，谁还顾得上叫别人来拍？除非他本人不会照相。再说，只要有竞争，新闻界就会有“惟恐天下不乱”的心理。西方国家以揭露黑心“新闻寡头”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已经够多了。台湾曾发生过因为报纸抢新闻导致绑匪撕票的惨剧，全社会于是一并讨代新闻界。但是，我总以为，真正的凶手其实就是民众自己的猎奇心理。因为民众喜欢看，新闻才会抢着报。

　　出发前我在上海坐出租车，说起我要坐雪龙船出海。司机说他知道雪龙船要去北极，从新闻里看的。我问他对这件事关心吗？他说，如果往返都很顺利，兴趣就不大，如果有点什么惊险，他才支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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