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记忆50年(128)

一二八

　　“四五”运动能够在3年之内平反，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由于“四五”运动的参加者，是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学生、机关干部，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所以人民心目中的记忆性质决定了这次平反是大势所趋，这也再次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一规律的不可逆转性。相比于“四五”运功从发生到平反的时间历程，许多人的漫长冤狱和终生沉冤则远远不如它幸运，虽然慈样的阳光终于洒落在死者冰冷的骨灰盒上。

　　我们的彭德怀元帅就是这种命运的代表，有意思的是，为了避免太大的情感震荡，彭德怀恢复名誉的信息最初是通过（保卫延安）的再版传达出来的。1965年，彭德怀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毛就和他谈道：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批评过头了，错了，等几年再谈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

　　就是这个“等几年”，使彭总等到了“到三线以后，还在变木加厉地进行不正当活动”、“是修正主义的一面旗帜”的罪名，1966年，彭德怀被押送到北京，失去自由，受到所谓学生领袖韩爱晶，王大宾等造反派的挟持、逼供、批斗、毒打，到1974年，蒙受冤案15年以后，在11月29日去世。当年保留《彭德怀自述》的彭的侄女在乎反后发表的文章中，这样一段文字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伯伯异常清醒。护士告诉他没有人来看望，他便侧过头去，把全部眼泪流到枕头上，留在人间。突然，伯伯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挣扎，张着嘴‘啊，啊’想叫喊。他不愿就这样离开人间，他要最后看一眼祖国的蓝天、白云。然而，专案组的人根本不理这临终前的最后要求。伯伯挣扎不起来，心枯力竭……。这是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这颗跳动了76年的顽强心脏，停止了跳动。”

　　“下午4点左右，专案组才电话通知我，要我到医院料理伯伯的后事。他们仅给我20分钟。我独自站在伯伯的遗体前，真想放声痛哭一场：为祖国浴血奋战几十年的老元勋，替人民鼓与呼的忠心耿耿的大将军，却在这暗无天日的年月里，如此悲惨和凄凉地离开人间……伯伯孑然一身地去了，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座丰碑！”

　　以彭德怀平反为序幕，一大批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的错案、假案、冤案都得到平反。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得到平反；
　　1978年12月，针对朱德、陈毅、叶剑英、聂荣臻、陈云、徐向前等人的所谓1967年“二月逆流”公开平反；
　　1978年12月24日陶铸得到平反；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震撼人心。
　　1979年6月，贺龙平反；
　　1979年8月，张闻天平反；
　　1980年2月，刘少奇平反；
　　1980年9月，胡风平反，5年后他在精神错乱后患癌症去世。

　　发表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小说《伤痕》，曾经感动了多来从文革“死里逃生“出来的人，小说描写的生活经历和难以承受的亲情裂变，是许多人的亲身体验。王晓华这个“革命小将”，为了誓死捍卫那个神圣般的政治理想，毅然地与“叛徒”母亲划清了界限，偷偷地提前毕业，去辽宁农村接受再教育。母亲看到的是她的一张冰冷的纸条：“我和你，也和这个家庭彻底决裂了，你不用再找我。”母亲给她寄去的衣物和信件看也不看就退回去。尽管她的“革命”态度坚决不贰，但家庭关系仍然影响了她的入团，甚至不得不与恋人分手，当她某一天知道母亲的叛徒罪名是政治的阴谋所致时，悔恨万分的王晓华回到家中只看到了母亲的遗像。……

　　《伤痕》所揭示的并不是蒙受政治与亲情矛盾折磨最深最长的一群人的经历，像王晓华一样，生活在亲情分裂、社会歧视和打压、人身倍受侮辱的环境中的一群人，如右派地主、富农及其子女，他们从50年代起就被社会所排斥，到60年代，更是雪上加霜，成了人们唾弃的狗崽子。这一社会阶层在“劣等种族”式的恐惧不安中屈辱地过完他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这段时间长达20至30年，也许是人生三分之一的黄金时代，甚至全部。至少有3000万人长期作为“社会渣滓”受到严格的限制，加上文革形成的更多的受压抑的更多的干部及百姓和他们的子女，这一阶层的人数总量达5000万人。5000万人的数字太巨大了，说它是一种社会分裂，是不过分的。

　　1979年1月11日，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1979年11月12日，中央批转了统战部等6部门《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问题的请示报告》，促使社会主义改造中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此外，中央还决定，对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运动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问意见而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平反。本年公安部部长赵苍壁在回答记者问时说：

　　“地、富、反、坏、右几类人摘帽以后，应当按照他们从事的工作或职业，相应地称他们为农民、工人、教员、知识分子。他们享受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切基本权利，而不应当对他们有任何歧视或者变相歧视。不要再叫他们‘摘帽地主、摘帽富农、摘帽反革命、摘帽坏分子、摘帽右派’，更不能把他们继续列为‘专政对象’。”后来的历史证明，1979年的社会大解放也解放了生产力，在经济改革中，最先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人才，最早的一批成功者，是这一大批长期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这与他们在逆境中磨练自己意志冲破思想牢笼的努力相关，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80年代经济繁荣的坚实力量。全中国人获得了在同一个天下同一个起跑线起步的机会，这无疑是民族的幸事，正如诗人所言：是一场风暴，一盏灯／把我们连系一起／是一场风暴，另一盏灯／使我们再分东西／不怕天涯海角／它在朝朝夕夕／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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