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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七


  §1979年:苍天在上

  折磨人的时代总要过去,但生存下来的人真会幸福吗?

  ——埃及故事片《咖啡馆》

  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有生命力,在民族思想和意识上,要靠她自己的自新意识,要靠她勇敢地对自己的错误历史进行批判和否定。

  中国在本世纪后期给自己一个机会,那就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这个“否定”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它是一代伟人的最后“业绩”,一代人曾为此付出青春热情,这是纠正历史的错误记忆的艰巨工作,势必带来某种情感上的震荡。

  1978年底和1979年的岁月,对于中国百姓,可以说是解放的欢笑和感奋的眼泪交织的口子,虽然我们身边悄悄地或者轰轰烈烈地发生着许多大事,比如: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初案批准设立,借鸡下蛋,借船出海开始成为流行语,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越南进行还击,胜利完成了一场令世界震动的自卫反击战。这一切,让国人感到喜悦。然而本年度人们最大的喜悦,是继“四五”运动的平反之后一系列拨乱反正之举。

  去年年底中央终于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1976年3月30日到4月5日,北京群众自发地围绕周恩来亲笔题写碑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表达对总理的哀思。这一次悼念活动,再也不像毛泽东说的“一个人死了,开个追悼会,表达我们的哀思”那样内涵简单又纯粹,人们开始以悼死者,骂未亡的情绪来表达支持邓小平的愿望,这是中国进步的一次悲壮事件。天安门事件的本质,悼念周总理是人们的感情和手段,声讨“四人帮”为邓小平鸣不平才是目的,有诗为证——

  清明时节人纷纷,
  纪念碑前欲断魂,
  借问怒从何处起,
  红墙那边出妖精。

  最为著名的一首诗更直接地表达这次活动的政治批判性——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在“四五”运动前后,对周恩来的怀念和对江青集团的声讨,事实上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南京、上海、重庆、哈尔滨、福州、太原、贵阳、西安、郑州、杭州、长沙、呼和浩特等许多地方都燃起了自发性的怒火,杭州工人李君旭还独出心裁地编写周总理遗言:“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伪托“总理遗言”的行为,真实地表达了人民的意志。

  “四五”事件在规模上形成全国人民自发性政治运动的一个顶峰。4月4日,聚集到天安门的群众达200万人,花圈达2000多个,4月5日凌晨开始清场,销毁所有花圈标语诗文,逮捕看护花圈的群众57人;4月5日上午,群众又集中到天安门广场、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并烧毁一民兵指挥部的小车。晚上出动万名民兵,3千名警察,5个营的卫戊部队,再一次清场,抓获200多名群众。清场中,镇压者大打出手。整个群众运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1978年11月24日,中央为“四五”事件平反,宣布“四五”事件是革命行动,并为相关人士平反。

  消息传开,北京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以贴大标语,发放地下流传的《天安门诗抄》来庆贺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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