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记忆50年(123)

一二三

　　§1978年：现代夸父

　　“前天有个叫高岛的日本人，听我讲咱们厂的年产量，他晃脑袋，说
　　我保密！当时我的脸臊成了猴腚，两只拳头攥出了水。不是要揍人家，而
　　是想揍自己。你们还有脸笑？再要看见你们笑，我就揍你们！”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

　　进入1978年，“政治生活”已不再成为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万花筒般的世界时，我们发现，30多年的奋斗并不是我们赶超了英美而是英美把我们远远地甩在身后，我们与同一天空下的其他国家相比，差距越来越大。当1997年，人们再次赞颂邓小平的功勋时，会无限地感慨：中国在政治旋风过后，多亏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老百姓及时地把眼光投向了外面的世界。

　　1978年，全国人民都有了一种“现代化”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强大的反差面前，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些躁动不安。

　　我们在50年代末曾经有过类似的躁动，那就是著名的大跃进。但70年代末的“现代化”躁动已与往昔有本质的不同。50年代提出15年甚至在5年内赶超英美，与其说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不如说是为着证明“东风压倒西风”的必然性。结果是，不管我们号称粮食亩产达多少千吨，不管我们的钢铁元帅的大旗举得多高，我们依然失败。与50年代相比，1978年对现代化的渴望，是出于我们对提高生存质量的渴望，在我们眼中，发达国家的繁荣景象，不正是我们多年来幻想的幸福吗？面对繁荣与幸福的美好蓝图，我们如何不心潮澎湃呢？

　　1978年急于进入现代化快车道的“国民经济十年规划” 提出，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10大油气田。这个计划在20年后事实上也不可能完成。1978年7月6日到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强调要善于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用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12月22口，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与新日本钢铁公司，签订了关于向日方订购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宝钢是在上海北郊的海滩和海水上平地而起的钢铁基地，既无基础生活设施，又无现存矿山可以依附，通过长达十多年的时间，硬是用美元造出了一座“宝钢”。

　　这个与日本合作的超大型项目，是1978年国民经济“洋跃进”的典型代表。宝钢的生成与其说是“人定胜天”的证明，不如说是违反经济规律所不得不咽下的一枚苦果，尽管宝钢终于在沉重而缓慢的运转后，成为中国工业的骄傲。但当年的质疑，无疑是人们面对“现代化”新课题提出的反思，即使是到现在为止，宝钢的所有矿石要靠从澳大利亚进口，否则，宝钢只能是一只饥饿的骆驼。

　　1978年走马上任的乔厂长（蒋子龙著名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主人公）也有类似的激动。1978年，乔光朴厂长立了军令状，下工厂搞改革，不可不谓眼光深远、胆略超群。他说：“乔光朴，现年五十六岁，身体基本健康，血压有一点高，但无妨大局，我去后如果电机厂不能完成国家计划，我请求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到干校去养鸡喂鸭。”就是这么一个敢拍胸口的“企业英雄”、面对现代化一日千里的快马，他无不焦急地说：

　　“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

　　“先讲时间。如果说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当时提出在2000年实现现代化——编者注），那么，咱们这个给国家提供机电设备的厂子，自身的现代化必须在八到十年内完成。否则，炊事员和职工一同进食堂，不是能按时开饭的。

　　“再看数字。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二百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这说明什么？要求我们干什么？

　　“前天有个叫高岛的日本人，听我讲咱们厂的年产量，他晃脑袋，说我保密！当时我的脸臊成了猴腚，两只拳头攥出了水。不是要揍人家，而是想揍自己。你们还有脸笑？再要看见你们笑，我就揍你们！”

　　乔光朴的这种焦灼也许代表当年最广泛的情绪，这种情绪对于唤醒无所作为的状态，是可贵的。然而同时发生的新一轮的急躁冒进的“洋跃进”，除了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和国力的重负外，留给后来的教训也是同样深刻的。“洋跃进”所引进的一部分设备，由于我们的技术力量不适应设备要求，使许多设备在风雨之中或流水线上沉睡达10多年。武汉钢铁公司的一套设备沉睡达16年，造成了事实上的浪费。1978年的另一种焦灼是经济规律对我们的习惯性的价值观进行挑战，它促使我们的观念俏然改变。

　　某厂意欲邀日本某公司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日方在参观该厂的基本生产力和配套设施后，同意合作，但只需要该厂1／3的工人就能维持生产。该厂工人一致反对：我们是社会主义工厂，要保证每一个人吃饭……几十年前我们把鬼子赶出了村，难道几十年后还能让鬼子进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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