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记忆50年(105)

一〇五

　　§1973年：一个人的遭遇

　　呵，妈妈，妈妈，
　　你看那矮矮的篱笆上，
　　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

　　——电影《青春祭》插曲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全国各地开始上映一部名为《铁证如山》的内部影片，揭露“四人帮”死党在福建大搞帮派武装，残害人民的罪行。据介绍，这部影片是电影工作者冒着危险在民房里、废弃的碉堡中偷拍的。很多人还记得影片的一些镜头，如被流弹射死的解放军战士，还有大量的农村荒芜，民不聊生的场面，影片里还有帮派分子搞武斗的情景，镜头透过碉堡的了望孔；可以看到帮派武装分子沿着田间小路边打枪边前进，解说员一再强调这是现场实拍。然而许多上了岁数的人却摇摇头表示怀疑，实拍也好，补拍也罢，今天看来似乎无关紧要了。许多年已经过去，在那部资料影片里，八闽大地乡村凋败，人民困苦的情形，至今难以忘怀。

　　那部以福建省莆田县为背景摄制的纪录片所揭露的帮派罪行，许多帐算到了一个名叫“李庆霖”的人头上，作为“四人帮”在福建省的重要死党之一，李庆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后来被减刑出狱，孤独地住在家乡莆田县的一间小屋里，叼着烟杆，啜着浓茶，靠追思和回忆打发着日子。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尝尽了炎凉滋味而无怨无悔的乡村知识分子，唯一能够代表他独特生涯的标识，是一枚佩戴在胸前的毛主席像章，他时不时显出的倔强和辛辣的表情，作为一个有过成功的“反潮流”经历的知识分子，有着这样的表情是不足为怪的。——假定历史滚动的齿轮不至于发生倾斜，被可怕的政治野心所扭曲，那么，70年代的风云人物李庆霖的“百姓吁天录”将被视为一次流芳百世的义举，李庆霖也将被看成是70年代伟大的中国人，他的“告御状”将作为人民记忆中的珍贵篇章而被人们永久地传诵。

　　然而，历史与认识的限制决定了这样一点，在70年代做一个风云人物注定是一件不幸的事情，笑语说穷通，冷眼看炎热，70年代的某些人物的宦海沉浮，确实可以成为现代人醒世录的绝好范本。当年有一个女售货员，工作勤奋服务热情，为百姓所称道。有一天，她调到了京城，做了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于是去跟丈夫商量：你愿不愿意调北京工作？殊不知丈夫根本不买她的帐，你在外面做副委员长也好，当政治局委员也罢，但在家里，你还是我的老婆——甭跟我来这一套！她的丈夫因此同她分居，整日价同厂里的一帮老哥喝酒钓鱼为乐。后来这女的不做官了，依旧回家乡卖菜，两口儿依旧和和美美。

　　有人把女售货员的经历称为70年代的荒谬，但人们还是乐于去挖掘这种“荒谬”，比如采访一下某位劳模出身的前副总理，她会告诉你政治局开会喝的是龙井茶，这类文章人们还是爱看。不过我们认为这一类事情算不上“荒谬”，这是因为让平头百姓直接治国，本意还是不坏的（虽然在实践上有问题）。其二，虽然平头老百姓入阁了军机，但只要他灵魂里仍然是个平头老百姓，那么，他就难以祸国。70年代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祸国的是那些“阉割了马列主义的秀才们”和好斗分子，前文提到的女售货员还是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乡，没有人打她，也没有人骂她，也没有暗地里说“邪性”。这一切都不能说是“荒谬”，只算得上是“诙谐”。

　　李庆霖最初也是如此，他的起家源于“不平则鸣”，他的败落也是因为他后来给世间带来了太多的不平。翻开历史，再看一看李庆霖当年上书毛泽东的那封信，其情状之恳切，言辞之悲痛，今天读来，仍然为之心悸。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
　　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署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
　　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
　　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
　　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贵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
　　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莱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
　　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
　　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
　　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
　　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
　　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
　　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
　　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能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
　　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莱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
　　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
　　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
　　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
　　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
　　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
　　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
　　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
　　上因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
　　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
　　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
　　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
　　务农。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半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
　　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
　　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
　　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
　　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
　　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
　　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
　　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
　　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
　　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
　　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
　　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
　　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
　　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
　　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
　　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
　　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
　　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
　　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谨此致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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