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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


  作为子民的平常百姓,生活在1969年也许是简单而快乐的,由于林彪的造神运动,人们的生活也变得简单中有丰富。之所以简单,是因为我们只需要看舵手的指引,不需要太多的思考,也没有多少举棋不定的选择,整个民族就一个灵魂——政治;之所以丰富,是因为我们围绕着一个“神圣”的思想而生存,这个一神体系伴随着语言的规范化,音乐的大统一,舞蹈的群体性,色彩的炽烈单一,整个的审美情感就是一种拜神审美,人们的生活多少有些沉闷中的快乐。

  中年以上的人们都有跳忠字舞的经历,遗憾的是,此举并未提高全民族的舞蹈水平,那时人们胸前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围成一个象征“忠心”的圆圈,一边唱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一边反复转圈,同时做出与歌词相仿的舞步、手势、表情等简单动作。例如,唱“敬爱的毛主席啊”,要手举《毛主席语录》本,右腿半蹲,左腿半跪,抬头眼望语录上的毛泽东像,唱“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要把语录本收回到自己的胸口处紧贴,象征着”在我心中”,然后两手分开,有节奏地来回高举摆动,抬头仰望天上的太阳,表情幸福,作接受阳光照射状……

  跳忠字舞不分男女老少,不分时间场合,一呼俱应,无论是在田间地头,无论是在工厂大街,只要遍布全国的广播一响起歌唱毛的音乐,人们就像突然解脱似地,放下手中的话计,停住劳顿的脚步,就地如醉如痴地跳将起来,当时有种说法:“跳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跳不跳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立场问题。”此话可圈可点。

  毛泽东思想与民同乐,这种单纯,也许永远是一个神话了。

  有一个刘奶奶学语录的故事,也是颇值得把玩的:刘奶奶69岁了,从来没唱过歌,可现在是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还组织老太婆演节目。为学毛主席的著作,刘奶奶白天读,夜里睡不着觉也读,忘了就喊人教。孙女玉珍跟她睡,每夜要喊起来问十多遍,闹得孙子睡不好觉。刘奶奶亲切地对孙女说:“玉珍,你教奶奶多读一个字,就是向毛主席多献一份忠心。”

  尽管中央文件规定不要追求形式,讲求实效,但拜神运动对于百姓来说,也算是“忠心”时代的一种超越方式,中央文件在此项上是禁而难止,至少到1976年,我们仍然可以看见人们在跳另一类型的忠字舞。人民对这一系列的“拜神”活动有自己的目的,试想,在一个简单化的时代,有多少歌儿可以唱一唱,有多少舞儿可以跳一跳,有多少集体活动成为日常生活的重大内容啊。有关“拜神”的一切类似宗教的活动,是那个时代唯一能让人们放下面具,回归真诚的时候,原本和为贵,礼为先的中华民族,又何尝能够总是怒目相向呢?生命的快乐原则假借着拜神的方式在尽可能多的人身上流淌,人们的“表忠心”活动无疑成为抒发自我感情的独特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拜神的快乐早已变异为自我抒放的快乐,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当年生命力的一个象征。

  1969年,台湾仙人掌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儿子的大玩偶》。小说写一个地位低下而极力想维护人的尊严的台湾下层人物,迫于生计当了“广告人”,不得不自我丑化,化装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丧尽了人的尊严。这一切从生计上是为了怀孕的妻子免于打胎,从情感上是为了取悦自己的孩子,在生活的各个角落,主人公都必须化装成“广告人”——儿子的大玩偶。一天儿子醒来,看见常人打扮的父亲,吓得哇哇大哭,主人公说:“儿子,我是你爸。”儿子更厉害地大哭,说:“我不要你这个爸爸,我要葱头鼻子兔子耳朵的大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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