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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


  当年知青生活的艰难处,以下列两事可知:

  抢吃“忆苦思甜”饭

  一天,生产队召开忆苦思甜大会,会后自然要尝尝忆苦饭。也不知队
  长是有意还是无意,拿出队上积存的几十斤谷子碾成米,加上好几百斤牛
  皮莱,煮了一大锅。会议进行中,旁边那锅莱稀饭早已漫出团团白雾,发
  出阵阵诱人的清香。社员们个个翘首咂舌,不时扭头望着那团迷人的白雾,
  心里巴望发言快点结束。孩子们紧紧围住那锅灶不肯离去。当队长宣布开
  始吃忆苦饭的话音刚落,人们便争先恐后,拿碗取钵,递到锅前。两个掌
  勺人应接不暇、累得满头大汗。我也拿着搪瓷碗,舀满一碗,“嘘嘘”地
  只管喝不管烫。这哪里是忆苦饭呀,对我们来说就是一顿美味佳肴。吃了
  几个月红薯早巳生厌,现在喝着这香喷喷的牛皮莱稀饭只觉得滑腻爽口。
  不一会儿,一大锅菜稀饭已是底朝天,大家直说安逸。“忆苦思甜”真个
  成功了。

  手表

  知青无多少细软,手表更稀罕,一块梅花表足以娶一媳妇。一日,某
  君由省城返乡,腕上多了一计时之表。此物虽系家传,然年久失修,指针
  走得步履维艰,常有劳逸结合之举。一知青对某君问以时刻,某君先开窗,
  伸头仰望天空之日,复回头,低首俯视腕上之宝,面有愧色,曰:“下午
  了”。问者哑然。

  1968年上山下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国更加动荡的命运。50年代末的上山下乡,开发了北大荒和江西共青城。这次上山下乡应是经济发展的积极举措,60年代末的上山下乡,除了国计民生上的迫切原因外,在历史的命运上,应有天理惩戒的辛辣意义。可以想,文革3年的生死搏斗,已经对共和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艺术领域完成了一场空前的扫荡。生产已遭到极大的破坏,困难时期后开始的短暂安宁局面又遭到“红海洋”的全面摧毁。

  这千多万学生留在城市无所事事,中国不仅在经济上无力承受,对这些在文革中形成的全新社会等级观的孩子们来说,现有的国家系统似乎也对他们失去了最后的政治控制力。依照他们文革的横扫一切和打个翻天覆地、打个落花流水的惯性,中国社会形态被红卫兵斗争搞得面目全非并不是神话。所以,将知青青春的热情消耗在蓝天白云之下,黄土高山之间不失为一项英明之举,就像一艘恶浪中的大船,抛弃大批的货物赢得航行的安全一样,让青年下乡,是当时的紧急避险之措。

  90年代的知青文化热的重燃,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上山下乡的苦难使那一代人避免了自己毁灭性的命运。尽管在事实上,知青一代人的许多分子与新生代的幸运儿们相比,他们的青春岁月确实显得可怜可悲。但由于历史造成的他们简单热情、盲目忠诚和时代造成的多血质性,这种所谓的青年运动一刚刚产生就注定了它的灭亡。如何在灭亡中自救,是那代人蹉跎岁月中的最大追问,其意义不亚于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死亡”之自问。上山下乡所经验的痛苦,无不时时撞击他们的灵魂,平静他们发昏的头脑,启迪他们思索的智慧。在从自豪到焦虑、不安之后,许多知青面对了生活的现实,体味了劳动的快乐,感受着隐秘的爱情,追求着个人的真理,从阿城的系列小说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棋王》在饥饿年代的超凡智力;《树王》在拓荒时代的坚韧执著;《孩子王》象征着愚昧时代的开启鸿蒙。尽管“知青热”有着近乎病态的自恋,但我们依然能够分享他们以青春为代价的喜悦,八、九十年代的青年要落在那个时代,也不过如此。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知青用自己的命运挣扎折射出了艰难岁月里的不幸,历史是一条波涛澎湃的河,留下来的是坚石,淘走的是黄沙。当一代人曾经轰轰烈烈,而今却灰飞烟灭后,留下的是他们以生命代价给予我们的警示,这许多的警示不一而足地被后来的人们引以为戒,让我们以分享他们的快乐的方式祭奠生命吧:

  下乡时,我带去自己装的矿石半导体收音机,头一晚上出来一放,可
  以说产生了轰动效应,引来满屋子大人娃儿坐满一地。尽管收音效果很差,
  但听众热情之高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时间很晚,仍迟迟不愿离去。最后走
  时提出看一下机子里是什么东西。随你怎么说是一些元件零件,看不出什
  么名堂,可就是不甘心。无法,只有满足其愿望才得以收场。一连几天,
  天天晚上来听,坐上一屋人,简直有些招架不住。遂谎称电池用完,谁知
  热心听众竟自己带电池来,弄得我哭笑不得。子曰:锦车轻裘与朋友共,
  敝之而不憾,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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