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记忆50年(90)

九〇

　　当年知青生活的艰难处，以下列两事可知：

　　抢吃“忆苦思甜”饭

　　一天，生产队召开忆苦思甜大会，会后自然要尝尝忆苦饭。也不知队
　　长是有意还是无意，拿出队上积存的几十斤谷子碾成米，加上好几百斤牛
　　皮莱，煮了一大锅。会议进行中，旁边那锅莱稀饭早已漫出团团白雾，发
　　出阵阵诱人的清香。社员们个个翘首咂舌，不时扭头望着那团迷人的白雾，
　　心里巴望发言快点结束。孩子们紧紧围住那锅灶不肯离去。当队长宣布开
　　始吃忆苦饭的话音刚落，人们便争先恐后，拿碗取钵，递到锅前。两个掌
　　勺人应接不暇、累得满头大汗。我也拿着搪瓷碗，舀满一碗，“嘘嘘”地
　　只管喝不管烫。这哪里是忆苦饭呀，对我们来说就是一顿美味佳肴。吃了
　　几个月红薯早巳生厌，现在喝着这香喷喷的牛皮莱稀饭只觉得滑腻爽口。
　　不一会儿，一大锅菜稀饭已是底朝天，大家直说安逸。“忆苦思甜”真个
　　成功了。

　　手表

　　知青无多少细软，手表更稀罕，一块梅花表足以娶一媳妇。一日，某
　　君由省城返乡，腕上多了一计时之表。此物虽系家传，然年久失修，指针
　　走得步履维艰，常有劳逸结合之举。一知青对某君问以时刻，某君先开窗，
　　伸头仰望天空之日，复回头，低首俯视腕上之宝，面有愧色，曰：“下午
　　了”。问者哑然。

　　1968年上山下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国更加动荡的命运。50年代末的上山下乡，开发了北大荒和江西共青城。这次上山下乡应是经济发展的积极举措，60年代末的上山下乡，除了国计民生上的迫切原因外，在历史的命运上，应有天理惩戒的辛辣意义。可以想，文革3年的生死搏斗，已经对共和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艺术领域完成了一场空前的扫荡。生产已遭到极大的破坏，困难时期后开始的短暂安宁局面又遭到“红海洋”的全面摧毁。

　　这千多万学生留在城市无所事事，中国不仅在经济上无力承受，对这些在文革中形成的全新社会等级观的孩子们来说，现有的国家系统似乎也对他们失去了最后的政治控制力。依照他们文革的横扫一切和打个翻天覆地、打个落花流水的惯性，中国社会形态被红卫兵斗争搞得面目全非并不是神话。所以，将知青青春的热情消耗在蓝天白云之下，黄土高山之间不失为一项英明之举，就像一艘恶浪中的大船，抛弃大批的货物赢得航行的安全一样，让青年下乡，是当时的紧急避险之措。

　　90年代的知青文化热的重燃，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上山下乡的苦难使那一代人避免了自己毁灭性的命运。尽管在事实上，知青一代人的许多分子与新生代的幸运儿们相比，他们的青春岁月确实显得可怜可悲。但由于历史造成的他们简单热情、盲目忠诚和时代造成的多血质性，这种所谓的青年运动一刚刚产生就注定了它的灭亡。如何在灭亡中自救，是那代人蹉跎岁月中的最大追问，其意义不亚于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死亡”之自问。上山下乡所经验的痛苦，无不时时撞击他们的灵魂，平静他们发昏的头脑，启迪他们思索的智慧。在从自豪到焦虑、不安之后，许多知青面对了生活的现实，体味了劳动的快乐，感受着隐秘的爱情，追求着个人的真理，从阿城的系列小说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棋王》在饥饿年代的超凡智力；《树王》在拓荒时代的坚韧执著；《孩子王》象征着愚昧时代的开启鸿蒙。尽管“知青热”有着近乎病态的自恋，但我们依然能够分享他们以青春为代价的喜悦，八、九十年代的青年要落在那个时代，也不过如此。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知青用自己的命运挣扎折射出了艰难岁月里的不幸，历史是一条波涛澎湃的河，留下来的是坚石，淘走的是黄沙。当一代人曾经轰轰烈烈，而今却灰飞烟灭后，留下的是他们以生命代价给予我们的警示，这许多的警示不一而足地被后来的人们引以为戒，让我们以分享他们的快乐的方式祭奠生命吧：

　　下乡时，我带去自己装的矿石半导体收音机，头一晚上出来一放，可
　　以说产生了轰动效应，引来满屋子大人娃儿坐满一地。尽管收音效果很差，
　　但听众热情之高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时间很晚，仍迟迟不愿离去。最后走
　　时提出看一下机子里是什么东西。随你怎么说是一些元件零件，看不出什
　　么名堂，可就是不甘心。无法，只有满足其愿望才得以收场。一连几天，
　　天天晚上来听，坐上一屋人，简直有些招架不住。遂谎称电池用完，谁知
　　热心听众竟自己带电池来，弄得我哭笑不得。子曰：锦车轻裘与朋友共，
　　敝之而不憾，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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