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记忆50年(89)

八九

　　§1968年：在蓝天白云下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喊叫：
　　永远记住我，妈妈呀北京！

　　——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当六六、六七、六八届初高中学生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上山下乡进入中国农村现实的“汪洋大海”后。他们在1968年的夏天才感受到了苍海一粟的孤独。也许他们还有某种把火种播到台湾省农村的宏愿，但面对处处穷山恶水和红色浩劫的广阔天地，生存的艰辛沉重地打击着他们的热情，原本不可一世的红卫兵战士，在“大有作为”的再教育中变成这个时代的被放逐者。

　　1966年起，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放弃课堂走向革命“串联”。1967年中央要求“复课闹革命”，但招生考试制度被废除，初高中学生形成积压，仅有大学能复课。

　　本年度，学生积累数达1000多万人，国民经济却全面衰退，工矿企业无法消化这些剩余劳力。

　　1968年毛主席发出指示“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毛泽东自己也头戴草帽，手握镰刀，站在金浪翻滚的麦田里指示航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个声音不断地在阳光灿烂的天空回响，鼓励着2000万所谓“知识青年”，声势浩大地扑向金灿灿的田野。

　　上山下乡最初是一种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选择，既是时代的使命，也是革命扩大战果的必然。知青们胸戴大红花，脚跳忠字舞，锣鼓喧天地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抱着极大的革命热情，坚决地开进了深山和荒野。

　　最初的知识青年下乡运动是充满乐观精神的，如1965年出版的《在广阔天地里》有这样的描写：“嫣红的夕阳，把整个山沟点染得金碧交辉。小沟里流水淙淙，森林中鸟儿欢唱，组成了一支美妙的交响乐，滔滔地歌唱着山区的美好远景，赞颂着新的一代青年们的美丽理想。”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诗意消失了。

　　小乔的祖辈生活在山西晋南，祖辈的生活贫困而单调，1960年他考入了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分配时，不愿下乡。

　　小乔的思想被驻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老李发现了，李师傅遵照毛主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伟大教导，用自己血泪斑斑的家史来教育小乔，李师傅痛苦地回忆道：“在那吃人的旧社会，哪有我们穷人的活路。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幸福生活，像你们这些穷人的孩子才得到上学的机会。可是有人读了十几年书，就忘了本，不愿到农村，到艰苦的地方去，这对得起毛主席吗？”

　　此话触到了小乔的痛处，他沉痛地流着泪说：“李师傅，我错了，是我没有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忘了本，我对不起工人阶级，对不起贫下中农，更对不起毛主席！”李师傅很严肃地说：“人民把你供养到医专毕业，你却不愿为人民服务，不愿到深山窝铺去，你知道有多少贫下中农在盼望着你们？有多少病人在等着你们的诊治？”老工人的话铭刻在小乔的心里，他激动地拍拍胸前的红宝书说：“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坚决到深山窝铺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我们当然明白上述语言有多少后加工成分，也惊异一个工人和一个学生的对话，语言逻辑上这么完整，政策水平上这么高超，但我们必须相信，这就是1968年的标准语言。

　　城市的小青年，不知农村艰苦，抱着中世纪田园诗的梦想奔向农村，也许自有他们的人生见解，而大批从农村苦水里泡大的农民子弟要面对农村的艰辛，那真正是要靠理想主义的支持了。这里边的差别是很大的，最初的知青，他们一到农村就提出“首要的任务是教育农民”。这也是20年后，知青文化热死灰复燃后，老知青们引以为傲的事情。他们企图以此来证明，知青在上山下乡时的苦难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石，并以此来证明知青一代为“中国最后的理想主义者”，事实上，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条件下，其革命斗士的尊严和高贵被生活的严酷毫不客气地挫败，我们相信，这时候他们心中澎湃的绝不是悲壮的理想主义，而是辛酸、贫贱和刻骨的怨火。知青就像当年阿Q对小D一样，郑重地提出“首要的任务是教育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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