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记忆50年(80)

八〇

　　我们再也没有耐心去重述姚文元那篇臭名昭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了。面对十年浩劫的起源，面对文人之恶，人们于今已无话可说。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已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回顾历史，使我们欣慰的是，同样作为文人，我们有许多刚正的脊梁一样的人物，他们的抗恶斗争和遭遇的不幸，警示我们，一言既可丧邦，一言也可以兴邦。

　　对于姚文元行文作风的痞气和霸气，早在1959年就有人予以针锋相对的斗争，到了1963年，《文汇报》发表姚的文章说“因为工作的需要，有时也翻翻对于我来说是十分陌生的音乐评论书——但只以薄薄的小册子为限。最近……手头上有一本名为《克罗士先生》的论著，作者为克洛德·德彪西。我对这位著名人物一无所知，……”我们这位对音乐、德彪西一无所知的姚某，潇洒地运用了打棍子、戴帽子、抓辫子的三“子”主义，逮住德彪西就是一阵乱打，把这位印象主义大师说得一无是处，并气势汹汹地提出了几个问题——“一、这样‘新颖独到的见解’究竟是什么阶级的艺术见解？为什么要那样赞不绝口地推荐它，介绍它？”“二、把这样的评论介绍给读者，会产生什么效果？”“三、对西方资产阶级音乐理论特别是印象派之类的流派理论，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姚某的这种无耻无知与滑稽可笑令人想起文革中某位老师的一次遭遇。这位老师有一次在黑板上写下王勃的两句诗“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正自我陶醉之际被学生揪到了批斗会场，批斗的理由是，这个人民教师抄写的诗句竟让劳动人民的子弟看不懂。

　　音乐家贺绿汀此时表现出他的良知，本着对艺术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他站了出来，针尖对麦芒地痛斥不知天高地厚的姚文元。

　　“没有把书中的意思弄懂，就断章取义，凭自己的想象大加发挥，结果闹出了笑话。……出了自己的洋相，……批评家最好要有广博的知识，如果对某个问题不是很熟悉的话，最好也要谨慎小心，多做一点研究工作，实事求是，不能够好读书不求甚解，更不能够望文生义。”

　　贺绿汀的这些抨击言辞诸如“闹笑话”、“出洋相”、“不求甚解”、“望文生义”等，无疑是对在“反右”中一夜成名，自以为握着文艺生杀大权的姚文元的一次打击，在姚文元看来甚至是人身攻击。要知道，那时的姚文元，不再是写写《揭穿帝国主义阴谋》之类的简单的“沪新中学姚文元”，也不是写写批评滑稽戏《活菩萨》的《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数字》那个“上海市工会姚文元”，他已是批胡风，“打”流沙河，“横扫”丁玲、巴金、艾青、秦兆阳的“金棍子”姚文元了。他踌躇满志，正要抡圆了棍子，狂打周谷城、吴晗、邓拓、廖沫沙呢，正要“揭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呢，哪里忍得下贺绿汀反击的这口恶气。

　　贺绿汀为自己的良知和正义承受了飞来横祸，贺先生后来说：

　　“一九六三年，（我）向当时的‘棍子’姚文痞提了意见，这一下子惹了大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残酷的打击，把我搞得家破人亡，我的二女儿贺晓秋刚刚大学毕业，竟被迫害致死……”

　　贺家的遭遇仅是棍子打死人的一个例证，仅靠一篇文章，姚文元就重演了“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新编。这篇文章就是姚的《评三家村》，杀死了邓拓，田家英，吴晗，吴晗妻子袁震和女儿，加上因姚文元掀起的文化革命含冤去世的人们，姚文元杀人，何止千万。

　　1965年给我们留下关于语言与国家兴亡的记忆和教训，传说苍颉造字时人们听到鬼神哭泣，不知道鬼神是因为失却了解释奥妙的特权而哭泣，还是因为语言和文字将给人类带来灾难而哭泣。苦难中的人们更愿意相信后者。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打油诗文字可以兴起文字大狱，一场清代的文字狱可以诛杀150多人，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文字互搏可以让千万的生命枯萎，这一切又何止惊天地、泣鬼神呢？

　　自焚书坑儒以来，千年的教训提示我们，一种文明怎样才能变得更加积极活跃，遵守怎样的社会游戏规则，这绝非靠一人一语之力可以实现。在中国社会的特殊传统下，作为人类文明领航者的文人，肩负着更重的历史使命，承担着更艰难的道德选择。所幸我们毕竟越过了那个时代，为某个可疑的句子而神经过敏的事件从生活中逐渐消失，这也算是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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