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记忆50年(76)

七六

　　这样一条在1964年相当轰动一时的上海社会新闻，引发了人们对生活方式的热烈讨论。6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教师陈漱石的名为《满足什么样的需要？》的评论，从这篇义正辞严的文章中我们仍然可以嗅到60年代中期剑拨弩张的气氛：

　　“裤脚做得小一点，皮鞋头改得尖一点……初看起来，这不过是个爱好问题。萝卜青菜，各人所爱，原可不必大家谈。但仔细一想，却又不然，因为，‘小’和‘尖’到了某种程度，就会变成为奇装异服。透过服装、皮鞋等等，也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情趣，两种生活方式的激烈斗争，这就非谈谈清楚不可。”作者接着写道：“满足需要，这也需要做阶级分析。不同的阶级是有着不同的需要的。无产阶级需要的是健康、大方、美观、实惠，资产阶级则追求奇特、怪异。今天，社会主义商业工作者与顾客之间不再是单纯的‘我付钱，你交货’的买卖关系。社会主义商业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担负兴无灭资、推动社会移风易俗的光荣任务。因此，我们的商业工作者对裁制小裤脚裤子、做尖鞋头，剃“大背头”的现象不加拒绝是不应该的。社会主义商业是满足顾客正当的需要，而不是无原则地去满足个别人不合理的要求。”

　　报刊的口诛笔伐无疑是宣布了一切与主流美学不符的社会趣味的死刑。大张旗鼓的移风易俗在城市中继续进行，不仅指向奇装异服，而且波及了商品装璜、广告、照相服务。一年后受到批判的电影《不夜城》中有这样一个镜头：资本家张伯韩的女儿收到了表哥从香港寄来的照片。照片里，当初纯朴内向的表哥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腐朽生活方式的俘虏：大波浪发型、绣花衬衫，手里夹着一支纸烟，一副典型的阿飞模样。10月，对剥削阶级生活方式的讨伐到达顶点。

　　《湖北日报》发表方林的文章《相片服饰反映思想本质》，文章说：“请看一张照片，这是一张中年妇女的头相：粉脸半斜，朱唇微张，一只手轻抚面颊，恰恰突出手腕上的金表和无名指上的宝石戒指。一目了然，这个人所要炫耀的，正是她手上的金手表和宝石戒指，她喜欢什么，追求什么，明明白白地摆在相片上了，无需注释。……类似的相片还有，戴上手表、拿着钱包照相。这是什么意思？小孩子身上这些散发着资本主义铜臭的装饰品，难道不是他们父母的人生理想的寄托物么？不是清清楚楚地反映了他们要培养为金钱而奋斗的资产阶级接班人么？再比如，有些人，明明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男女，却偏偏要装成封建时代的才子佳人照相（指60年代风靡一时的古装照相——编者），这又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不是反映他们怀念旧时代、旧制度，向往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么？”

　　这篇文章还严厉地指出：“照这样一类照片，决不能说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不反映人的本质。不，一定的现象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反映一定的本质的。这类相片中所包藏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肮脏货色，有一点阶级观点的人，都可察觉到。”《陕西日报》也发表文章，对一些具有“封建迷信色彩”和充满“资产阶级思想的商标及装潢”提出指责。如“金钱”胶鞋，“美人”面粉，“真美”香水，以及“寿星”、“仙女”、“鸳鸯”等等“落后”的商标。

　　一位名叫“慧铃”的女青年来信说，“最近看到一些日用百货商店里摆设的香粉，有的是‘健康’牌的，有的是‘爽身’牌的。这些商品的牌号，装潢都很大方、实际。可是，另外还有叫‘夜来香’、‘美人香’牌号的几种香粉，不仅牌号难听，含意污浊，同时还以美人像和露女像做装潢，看后使人反感。……香粉是为人的健康服务的，香粉的牌号和装潢，应当尽量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新思想、新风格、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景象。应该讲求政治效果和注意大众化。不应当含有资产阶级的喜好，宣传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大众报》更是以几位老理发师的发言，痛斥“资产阶级老爷、太大”的腐化和堕落。女性的“道士发”、“披肩式”、“花瓣式”，男士的“探海式”、“大青背”等等都被视为旧社会的垃圾加以痛斥。《羊城晚报》11月19日发表的陈医生的《奇装异服之害》，今天读来，也是颇为有趣的：

　　“从生理上说，衣服的主要功用是保持体温平衡，避免受寒和过热，其次是保护人体不被污染、免受机械性损伤。以此来衡量，形形色色的奇装异服，如‘小脚管裤子’、‘水桶裙’等等都有害无益。……人们常用‘步步尺七’来形容走路时精神奕奕。从生理角度上来说，我们中国人的步长应该是50厘米至75厘米，这就不止‘尺七’了。但是，穿‘水桶裙’的妇女，由于受到紧窄的裙子的限制，走路的步长大概只能达到30厘米而已。我看到过一位穿水桶裙的妇女，在上公共汽车时，由于跨步受到限制，只得侧身勉强跨上去，说得刻薄些，就像爬上去似的。本想追求‘美’但找来的却是难受，何苦！”

　　有意思的是，类似的讨论在以后的岁月是时时再起，在中国人的生活剧中，主流美学同异端生活观的抗逆一直在进行着，中国人曾有过“半篮花生出政治”的独特思维，也有过“喇叭裤上看心灵”的激烈争论。但是，这幕在漫长的岁月中一次次上演的生活剧是否促成了中国人幸福观的上升呢？更具有悲剧意味的是，抗逆的双方究竟是谁胜利了呢？从历史的结果看，宽容的、丰富的生活观确实成为当代生活方式的主流。然而我们依旧要问：那些顽强地维护着个人爱好的人是否胜利了呢？

　　历史的悲剧正在于此，当我们看到60年代和我们一样不太保守的青年人受到指责的时候，我们已经无法对他们的形象做出准确的判断。因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可悲地扮演着边缘化人物，因此现在的我们也无法对他们加以赞赏。中国人民生活的“信史时代”，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到来，而对先前的生活历史，只好“立此存照”。我们为那种无法舒展的人性而感伤，而永久地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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