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记忆50年(67)

六七

　　众所周知，从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以来，中苏关系的火药味变得愈加浓厚。到了本年度，局面则更加凝重，充满寒意。

　　从1962年11月起，苏共领导在国际范围内全面的系统的攻击中共。在苏共领导人指挥下，有5个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兄弟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民主德国党的代表大会攻击中共，有40多个兄弟党发表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共。对此，中共中央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发表了7篇文章予以答辩。在这些文章中，仍然留有余地，没有对苏共领导进行公开指名的批评。

　　上代中国人都记得1962年最后一天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之际，中国第一篇指名道姓地批评外国兄弟党领导人的公开文章。

　　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用题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的社论试图概括说明“真正的分歧”所在，而陶里亚蒂同志恰好成了代用的靶子。文章说，第一，中国共产党认为“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第二，中国共产党认为“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使世界和平得到可靠的保障”；第三，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不可分割的。

　　这不是“好战”的观点，而把这种观点诬称为“好战”的人，则是拿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以及人民革命战争对立起来了，这些就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主要分歧。在“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上，分歧在于对未来的看法是悲观主义还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然后详细地说明了中国怎样看待“和平共处问题”，“和平过渡问题”，“铁托——共产主义的叛徒”，“科学社会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以及最后“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重复建议举行另一次“代表”会议）的问题。

　　这是1962年隆冬，中国老百姓知道了一个叫“陶里亚蒂”的意大利人的名字，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肃杀的论战空气刚刚开始升腾，二战以后中苏两个东方国家之间的裂痕在扩大。人们在一种不安的情绪下跨进1963年的新年。二战以来最大的分裂事件固然促使中国人重新焕发出民族自豪感，并且在新的层次上认识到民族独立的价值。但正如《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一文中所反映的剑拔弩张的世界观那样，中国人民在新的国际矛盾中造就了一种强烈忧世的民族性格。具体体现为：

　　在中苏论战中明显地表现了当时在党内十分广泛的“左”倾观点。例如，当时特别强调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与帝国主义国家合作是靠不住的，联合美国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屈服帝国主义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国际根源；又例如，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特别强调大规模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要作好早打、大打的准备，备战备荒为人民；又例如，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特别强调支援世界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等等。这些观点不仅指导了同国际上的斗争，同时也指导了国内的经济建设。

　　使经济建设摆到了以阶级斗争为动力，以世界革命为目标的位置上，从而要求大干快上，高速度地发展工业、农业和一切事业。同时还要处处体现备战的思想，大搞三线建设，进行深挖洞广积粮，完全打乱了我国经济建设正常发展的规律和计划。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和生产上的过分紧张局面。这不仅不可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相反地给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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