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记忆50年(59)

五九

　　在北京灯市口锡拉胡同的特殊食品供应处，外国使馆人员和专家照常可以买到市面买不到的主副食品和烟酒等。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按规定也可以凭一个红皮“供应证”买到限量的主副食品和烟酒。按照1960年9月1日对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实行临时特供证的规定，毛泽东一家可以每月凭证供应肉30斤，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烟2条，然而，嗜肉如命的毛泽东把肉“戒”掉了近3年之久。共和国第一家庭甚至因此发生了因儿女饭菜不够量而吵架的情形。

　　对于有资格出席国宴的许多高级干部来说，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摆设的色彩鲜艳的水果，已经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看果”：一种仅作为摆设而谁也不好意思去吃它的装饰品。有几位中央高级领导人到宋庆龄家里作客，忍不住拿起托盘里的水果大吃起来，国母看到这几位元帅级的人物惨兮兮的样子，一阵心酸，吩咐勤务员将剩下的水果送给他们带回去，一位元帅高兴得像孩子一般，用手帕包了一个小小的苹果，感激地说：够了，够了。

　　许多人认为过去的年代虽然物质贫乏，实行的是配给制，但绝对物价指数还是很低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困难的年代里，中国的绝对物价水平甚至直逼（或超过）90年代。女作家曾瑜的父亲经常提到的1960年的一次“盛宴”，按90年代的物价水平来看，也是令人膛目的。她的父亲经常为他年轻时的豪爽而自鸣得意，当年他是一位油漆工，月定量是40斤（东北地区条件稍好一点，全国其他地区一般机关人员月定量为21斤，而且其中的2斤要支援国家）。她父亲当年尚未婚娶，家庭负担较轻。祖母从农村来探望他，父亲要了4两白酒（每两8角）、1条炸鱼（每斤9元）、10个白面馒头（每个约2两，定价5角）。父亲印象最深的是，这场盛宴之后，祖母把吃剩的半边炸鱼和几个馒头小心地用饭盒装起来，带回农村给父亲的几个兄弟享用。曾瑜至今认为这场奢华，是困难时期其家族的一次荣耀。

　　而对于绝大多数面容浮肿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一定会为今天的某些人好奇的发问感到伤心。没有体验过困难时期的人感到奇怪：“我们今天每月也吃不了21斤，为什么你们会饿出浮肿病来呢？”当中国人的物质水平发生了变化，“吃饭”这个词汇，包含着越来越多的“吃菜”的意思后，21斤（准确地说，是19斤）定量对困难时代的人类生命的意义，当然就变得遥远而陌生了。每月3两油、3两左右肉（常常供应不上肉）的机关工作者为了弥补粮食定量的不足，常常成群结队到山区和郊外挖掘野生植物的块茎，把它们在公共食堂里磨成粉末，这是一种不错的食品，至少，比报纸上提倡的以糠麸为原料生产提炼的“代食品”好得多。饥饿令人们生出智慧——哪怕是望梅止渴的智慧，电视剧《毛泽东和他的乡亲们》里的公社食堂，用反复蒸煮的方法提高米饭的涨发量，也算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智慧”之一。中国人词汇库里有一个独特的名词，叫做“精神会餐”，相信这个时期里困难现实会助长它的流行。尽管，它有一层革命乐观主义的包装，但我们分明听到了潜藏在深处的欲望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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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要提到一个在书本里消失了多年的阶层——文人雅士和有着闲逸情趣爱好的人们组成的阶层。毫无疑问，困难时期是最执着的“美食家”们必须收拾起排场的时期。小说《美食家》作者陆文夫笔下的朱鸿兴，正如以前的章节所讲到的，每天早晨起来是要惦记着来一碗“头汤面”的，我们相信可怜的美食家在这时连“浑汤面”都没得吃。不仅如此，他还时时被老母亲的唠叨折磨得心烦意乱。老太大虽已昏馈，但味觉还是新鲜活泼的。老太大想不通，这不孝的儿子每月挣几十大洋（很明显，她把人民币同旧社会的现大洋等量齐观了），为什么就舍不得买几十文钱的苏造肉给她解解馋！美食家受到苛刻的物质环境虐待，同文艺家才思枯竭一样，堪称人生最惨淡之事。

　　四川作家车辐回忆道：“困难三年中，我很少进馆子，一则没钱，二则怕见熟人，彼此都弄得尴尬了。在那朝不保夕的日子，何苦去给人添麻烦。有一天下午4点钟左右，我同一位老友进到陈麻婆饭店，那时正是馆子‘吊腰’的时候，人较少，凑巧我们彼此（指作者和麻婆豆腐主厨薛祥顺）看到了，他（薛祥顺）招呼我进到后面一间窄窄的屋子里去，很快地给我炒一大份鱼香圆子来，困难时期哪去找什么鱼做圆子啊？拈一块进嘴，却原来是用土豆做的鱼圆子，加上家常鱼香味，在那样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薛师傅不说一句话，就为我们弄了这样一份好菜来，感激得难以用言语形容了！扬琴里的《辞剑浣纱》、《伍员渡泸》，川戏里《漂母赠饭》等情节也浮现出来，呜呼，士穷乃见节义！”动情之至，令人心悸。这种感受，没有饥饿时代的切肤体验的人是刻画不出的。

　　以描写四川人民的社会生态以著称的作家李劼人死于困难时期的尾声。李劼人精于食道，解放前曾开办“小雅”餐馆，亲自主厨，甚为雅事。他的得病原因是平时晚饭前，喜欢喝两杯，吃点卤菜。困难三年之末，李劼人的家人从外地买回卤牛肉，未经消毒，结果李劼人因此上吐下泻，痛得休克。临床诊断为急性坏死小肠炎，恶化为肾功能衰竭，不治身死。作家车辐写道：“他的死同唐代大诗人杜甫之死相若。”只此一句，悲凉得近乎冷峻。被食物的欲念所折磨的不幸的回忆，映射出了中国人民追求幸福之路的险阻和艰难，只有经历了这种险阻艰难，锦衣美食的价值才在岁月中显得无比宝贵，令人充满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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