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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1960年:在困难的日子里

  “农民兄弟大筐小篓地购买饼干糕点,这证明在总路线的光芒照耀下,
  ……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50年代末某诗人的“思想汇报”

  一位被打成右派的诗人在1958年底给组织写思想汇报时说:“今天;我在城里看到许许多多的农民兄弟大筐小篓地购买饼干糕点,这证明在总路线的光芒照耀下,……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年以后,诗人还为这段文字感到啼笑皆非。有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饥饿时代来临的气息,自然在乡村最早显示出征候。1959年至1961年是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时代,长期把这三年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直到拨乱反正之后,这一文过饰非的社会名词才从中国人的词汇中消失,而代之以“三年困难时期”。所有饥饿与奋斗的记忆,是这段时期人民信史的基本内容。

  一位作家的外祖父死于1960年,对于孙辈们来说,他只能活在老一代人感伤的言谈里了。作家母亲经常说:外祖父长得人高马大,经过房檐,得低着头走路。他天生又是一副直肠子脾性,家里来了外人,不管是谁,外祖父总是乐颠颠地张罗着办招待,母亲最熟悉外祖父的一点,就是他总爱举着一根长竿到枣树下打枣。每当外祖父打枣招待串门者的时候,外祖母总是恨得牙痒痒的,嘴里咒念着“老不死的”、“老败家贼”等等。

  大跃进时代里,外祖父终于死了,古道热肠的“老不死的”是饿死的,他那雄伟的躯体被无休止的工地大战拖垮了,他那健食的胃难以继续靠区区几两粗劣的粮食维持下去。外祖父的死在当年并不算惊天动地的事情,因为饿死人的情形是经常发生着的。乡邻甚至给外祖父的死添了一种近似于黑色幽默的说法:他不饿死谁饿死?那么高的个儿,房门都过不去。作家回忆到这里,很是沉痛。

  实际上,饥荒的征兆即使是在“吃饭不要钱”的年代里就已经比较强烈地显现了。1958年11月,云南省委向中央报告说一部分地方发生了浮肿病,毛泽东为此写了《一个教训》一文,指出:这种几乎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并强调,任务不要提得太重,生产生活应该同时抓。——人们可以发现,毛泽东的批评层面尚限定于工作方法上的失误,毫无疑问,这个层面还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本质。当蜂拥而来的农民大量套购可以凭粮票无限制供应的糕点时,穿着列宁装的城里人是否肯停下来,对即将到来的饥饿时代有所觉察?

  的确。1958年10月,食品紧张问题已经初露端倪。这在当时广东发往海外的信件中也有所体现。

  “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吃到一斤肉或一块鱼了。每个人的处境都是相同的,任何能食用的物品都买不到。”

  “人们为了接近饭桶而争先恐后,而米饭永远也不够。”

  “既买不到蔬菜,也买不到鱼和肉,这些东西只有持诊断证明的病人才准许买。鸡蛋黑市价格卖到1角8分到2角钱一个,小鸡卖到3至4元一只。”

  “现在到处都没有东西可买,形势是可怕的,我们饥饿时没有东西可吃。人们害怕死亡。因为他们感到如果死了,他们也不能瞑目。人们在生与死之间踌躇,每个人都在受罪,一切东西都没有了。”

  1958年冬季以来,除粮食问题已逐渐成为国计民生的最尖锐的问题外,市场出现了副食品和一些工业品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粮食全年库存比去年减少50亿斤;油料库存也比以往哪一年都紧,许多城市只能供应几天、十几天;有些副食品长期紧张;部分日用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比较紧张;市场上排队争购的现象很多。采购人员满天飞。一部反映列车新风的故事片中,采购员的形象是耐人寻味的,列车的前方发生了塌方,被迫停在荒山野岭,所有的人都为停运而感到焦急,而那位胖乎乎的采购员嘴里却嚷着:“这接下来吃饭怎么办?”

  他总是挂念着“吃饭”,看来,这一类人总是比一般老百姓有着更松弛的生活观。采购员在全民心目中作为一个比较令人羡慕的职业,也源于50年代。而饥饿时代的采购员的社会地位更好比是“花枝俏”,在社会记亿中,从50年代开始的近30年间,采购员的招牌金光闪闪。我们相信,困难时期的采购员一定比任何时候都易于娶上漂亮的媳妇。采购员的走俏和物资的紧张是相辅相成的——电影中的采购员形象总是轻松而快乐的。

  《今天我休息》里的罗爱兰,就是如此,豪爽,善饮,善交际,当然有一些落后习气,但并不妨碍观众在影院里对“罗爱兰”发出热烈的笑声。这是困难时期的温馨片断,温馨的感觉来自“商品”,虽然采购员本人并不能变出“商品”来,但在这个艰难的岁月里,能够接近“商品”和“食品”的角色自然是令人佩服的,这种角色除了采购员之外,还有食堂主任、炊事员.和食品供应站的负责人。路遥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那个不可一世的翩翩公子的靠山就是他那位当食堂主任的父亲。一位食堂主任的儿子自我感觉竟然如此良好,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这种状况却是中国某些历史阶段沉重现实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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