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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1958年:沸腾的日夜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大跃进”民歌

  “反右”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刻骨铭心,它造成了人们对世事多疑的性格——这实在是“反右”和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酿成的最大历史悲剧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再看一看久远的历史吧:《官场现形记》中的那位中堂老大人传授的为官秘诀,最关键的一句是:“多磕头,少说话。”“多磕头,少说话”自然是一种堕落的社会哲学,从理论上说,这是一种为社会主义文明观所不容的封建思想残余。然而,为什么时隔若干年后,中国人的某些分子还在倡导一种战战兢兢的、察颜观色的人生观和社会观?难道是近现代中国历史本身就具备了一种喜怒无常的性质?还是我们民族性格中“还原”的能力太薄弱?这些问题,应该在世纪末得到很好的反思。因为众所周知,对于1958年开始的狂热,不仅没有在第二年的庐山会议上得到及时的纠正,相反,彭德怀的遭遇又提供给中国人“多磕头,少说话”的懦弱哲学一个残酷的印证,使得几代中国人以消极的态度看待历史,这不能不说是最大的悲剧。

  日历终于翻到了不平凡的1958年,置身于历史之外的读者很容易将这一年同1957年联系起来。如果说1957年是中国历史喜怒无常性质的一次典型上演,那么,1958年则是悲剧的序幕。中国人对1958年的印象是:这是充满着集体主义的温馨的热闹年景。除了火热的工地生活、生动活泼的新民歌运动,盛宴般的饮食也成为困难时期人们美好的回忆。困难时期的人会唠叨:“那时我在工地,什么时候想吃什么就吃,大桶里随时盛着面条,管够,半夜还加一顿夜宵,啧啧……”

  尽管接踵而来的3年饥荒成为1958年狂热的绝好注脚,但许多人还是认为生活在1958年是一种幸福,电影《活着》描述了公社食堂的富足:一个顽皮的孩子盛了满满一大碗凉皮(上面浇了花样繁多的佐料),然后将凉皮倾倒在另一个孩子的头上;周末人们吃的是真正的白面饺子,个大馅足。——在回忆中生活,固然是件凄凉的事情,然而,客观规律注定了大跃进盛景之后的萧条结局,这种结局我们将专门讲到,那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艰难岁月之一。

  本年底,《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冯健写的通讯《沸腾的日日夜夜》。文章写道:“1958年是我们伟大祖国充满着奇迹的不平凡的一年,奇迹之一是,全国人民夺取钢铁的大战获得了大捷——今年的1070万吨钢产量计划已提前,超额完成(实际上,合格钢产量只有800万吨——编者)。

  “那些紧张战斗的日日夜夜,那些壮丽的劳动场景,令人永远不能忘怀。

  “我在京广、津浦铁路沿线看到这种动人的图景。夜晚,列车在原野上奔驰,不时从成群成列的土高炉、土炼钢炉和土焦炉身旁穿过,旺燃的火焰呼呼作响,映红了漆黑的夜空。

  “千百万钢铁大军开进荒山野岭,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山冈,爆破手们在常年沉静的山谷里,点燃了开出的雷管、炸药,无尽的矿山、煤炭,像流水一样涌向炼铁、炼钢炉前。

  “千万条道路赶筑起来了,条条通向矿山和熔炼炉。火车加快了运行速度,船只乘风破浪地急驶,都在为钢铁奔忙。……”《沸腾的日日夜夜》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是一篇优美的散文。1958年幸福、温馨、壮美、饱暖又充满诗意,1958年在记忆中变得夜色阑珊,在苍茫的大地上,青烟袅袅,炉火通红,劳动者矫健的身影在暗夜和炉火之间时隐时现。在中国人民漫长的生活史中,这种热火朝天的场景曾经屡见不鲜,文艺家们从这种场面中找到了许多灵感,仅仅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就诞生了王愿坚的著名短篇小说《普通劳动者》和田汉的幻想剧《十三陵水库畅想曲》。

  《普通劳动者》后来被选入中学课本,成为现代中国语言文字的典范,然而我们印象甚深的是壮丽的集体主义生活、高尚的情操和十三陵水库工地的食谱:馒头和腌萝卜,我们想像着,当劳动者们享用着馒头和腌萝卜的时候,那感觉一定是非常香甜的。话剧《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是新中国第一部,也可能是最后一部描绘了人类大同时代情景的浪漫幻想作品,它对共产主义时代的想象令人激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电影院、图书馆、理发馆、俱乐部、音乐厅,人人各取所需,人人心满意足。但是谁能够预料到:这样一种以今天的物质水平看来并不算特别奢侈的愿望,在50年代末竟然成为一种不祥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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