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记忆50年(45)

四五

　　§1957年：“高级垃圾”

　　像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改，也就算了。……有那么
　　一批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去见阎王。……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
　　主义世界的阎王大概还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就是（马克思）这些人当阎
　　王。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受整的。——毛泽东7月9日在

　　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小说《艳阳天》里有一个情节：富农子弟马立本戴着耳机躺在炕上自得其乐，喜形于色地对客人说：“好家伙！北京在搞大鸣大放，真带劲！”——在很长的岁月里，年轻的一代只能通过这样的细节管窥到1957年的热闹光景。在春夏之交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似乎发生了一场“新闻维新”。类似于《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的言论出现在党报的头版，著名的国家媒体夜以继日地传播着“右派”论点，我们很难想像：齐越、夏青这样的播音员播送那些“右派”言论该是怎样一副腔调；我们也不知道，平民阶层听到这些言论是否会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惧悚感？不能否认，当时中国确实弥漫着乐观的空气。

　　许多旧戏被解禁，不少人到书店去打听《金瓶梅》是否重新上市。从这个角度上看，一般民众还是欢呼“鸣放”的。要不是报纸提醒，谁关心“右派”究竟是怎么回事？总之，老百姓最后还是振臂起立了，不管他们是否注意到那一场短暂的“新闻维新”，他们事后还是为那些无法无天的邪恶言论所愤怒。老百姓承认，那些书生们文绉绉的右派言论，他们当时听不太懂。但是，他们听得懂那些经有关部门整理出来的话，如“杀共产党”、“今不如昔”等等，于是老百姓要发言。如《老百姓没有委托葛佩琦发这样的言》、《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被精心整理出来的言论是可恶的，“杀共产党”这样的以讹传讹的言论也左右了大多数中国人对“右派言论”的记忆。怪不得50年代的一篇通讯写道：一个解放军战士跳上讲台，指着右派只说了一句：“狠心狗肺！”便气得什么也说不下去了。

　　岂止是老百姓有这样的反应！据说，当毛主席召见一名富有才华的年轻干部时，这名考察过匈牙利事件的干部夸夸其谈了半天，老人家听毕他的“政治新思维”，气得浑身哆嗦，走进书房时，竟然差点被门坎绊倒，他的反应是：我党受教育这么多年的高级干部都糊涂堕落右倾到如此程度，那么党外右派会是怎样的反动恶毒啊！这段由喻权域教授亲口告诉笔者的历史插曲，也许能从一个侧面映射出：历史是怎样由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交织而成的。

　　有时候，偶然的因素反而更能证明历史规律的严酷性质。当然，将历史的转折归结为领袖个人意志的变化也是不公平的，但冈察诺维奇当年说得好：“太阳只有一个，其余的都是可怜巴巴的小星星。”如今，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开始热衷于发掘这样的课题：假如，毛泽东案头上没有那些歪曲的汇报材料，那么，整风会不会朝着一种健康的方向发展？假如，……等等。可惜的是，这只能属于一种比较风趣的历史新解，和历史本质无关，即使这种猜测是对的，那也不能引出新的历史教训，只会徒然添些憾恨和感伤，而压在中国人记忆上的感伤成份未免太多、太多了。

　　整风运动中的另外几个插曲也是很有意思的。著名文学理论家、诗人孙大雨以“反革命罪”状告上海高校和文艺界的一些人士，这种方式很难说不是意气用事，正因为如此，孙大雨在反右中被人联名以诬陷罪反诉了一次，使他成为反右运动中为数不多的受刑事处分的“右派”（葛佩琦被判处无期徒刑）之一。孙大雨的耿介狂放，连毛泽东都拿他没办法，笑一声“花岗岩脑袋”，由他去了。最不合时宜的是前云南省主席龙云，反右风头上嘴也不闲着（龙云爱说话），他在人代会上说了三点：一、云南彝族地区，生产文化落后，不应马上实行土地改革，引起彝族人民反感（甚至骚乱）。减租退押是应该，但云南很少有押佃的事；二、公余粮征得太多，影响民食；三、苏联中止技术支援，太不应该，苏联搬走我国东北地区的工业设备，应该索回。

　　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阵营人人有义务，苏联却让我国还帐（还要高利息），也太不讲兄弟之邦的情谊了。龙云有关中苏关系的话，即使在平时的情况下都是违规的。因为在整风伊始，中央就有明文规定：有碍国际关系的话不能讲。而龙云的这番话不仅冒反右形势之大不韪，而且触犯了整风的“约法三章”。连龙云的老部下卢汉都大摇其头，私下顿足：“老主席太孟浪，他的话虽然在情在理，但在这反右的风头上，怎么能说这些话呢？要挨，要挨！”果然，龙云除了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外，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谥号：“反苏”。这是继东北作家萧军以后，第二个被公开批判的中国“反苏”分子。

　　在老百姓的印象里，右派分子都是读书人，工人、农民中是不可能划分“右派”的，也没有当“右派”的资格（中央曾明令：工人、农民中划了右派的必须改正），但老百姓没有当“右派”的资格，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可以随便“鸣放”，有一顶帽子在等着“鸣放”分子，那就是“坏分子”。对于“坏分子”老百姓并不陌生，刑满释放分子、没有改造好的二流子、不够劳改条件的各种社会渣滓，这些旧社会思想的余孽如不加以严厉的管束，那势必是要败坏新中国的社会空气的。据说，有几位讲评书的艺人就是在“鸣放”中，不恰当地拿旧社会来说事，而被打成艺术界的右派分子的。

　　评书艺人在整风座谈会上长吁短叹：“旧社会我们到县里乡下演出，人家那个接待，啧啧！一日三餐好酒好肉，烟卷、茶水、水果、毛巾伺待着，有点嗜好的，还供应烟土，至于叫条子的那些事更别提了……咱不是闹待遇，可有一样儿，如今到基层表演天天白菜、熬豆腐，夜班费几毛钱，这也不能体现党对我们民间艺人的政策吧……”这种言论未免太过，连同情者在一边听着心里都不是滋味：“你说这些干啥？嗨，坏了，坏了！”

　　《艳阳天》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情节：一个赶马车的农民进北京办事，太学堂里正在开辩论会，会上右派教授替农民叫苦，叫嚷“今不如昔”、合作社“搞糟了”。这农民听不下去了，上了讲台同右派教授论理，他的实证是：他怀里的两个白馒头，“叫你看一看，我们农民如今吃的是什么——旧社会吃得上吗？’同学们一片叫好声，右派教授“狼狈不堪”。——在民众的心里，右派是一群无聊的、充满旧社会气息的人，他们不是鼓吹“一本书主义”（丁玲），就是瞎聊“大姑娘在河边生私孩子”（刘绍棠）；不是拿《草木篇》来影射新中国（流沙河），就是疯狗般的要“杀共产党”（葛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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