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记忆50年(30)

三〇

　　§1953年：二流子涅槃

　　“洗衣服啊大嫂，裤腿挽得这么高，腿还怪白的哩！”
　　“还有你娘的腚白呀？”
　　“什么态度？”
　　“这个态度就不孬！”

　　——刘玉堂《温暖的冬天》

　　50年代的中国以钢铁巨人般的脚步前进着，时代的巨轮碾轧着旧中国的一切，它的制度、法统和生活方式。在横扫一切旧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旧中国的另一种产物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就是农村二流子和城市无业游民。社会结构中的惰性气体——二流子和闲人，虽然不像地痞和匪霸那样属专政机关打击的对象（严格地说，二流子阶层仅仅是伦理道德领域的癌疾，在政治上基本上是无害的），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已经成为照耀各项工作的明灯，对工业、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伟大任务，这是一场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革命。自然地，一切剥削阶级习气也成为社会伦理革命的对象，毫无疑问，二流子阶层所具有的好逸恶劳的品行同新时代劳动人民的趣味格格不入，二流子阶层注定无法逃避时代的清洗，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农村合作化的洪流将把旧时代的泥淖席卷得干干净净。

　　实际上，改造二流子的社会革命从延安时代就开始了，二流子变成劳动模范的事迹成为边区最为感人的故事。然而，改造好的二流子在很长时期内几乎是风毛鳞角，正如叫花子有乞讨为生的嗜好一样，二流子骨子里也具有根深蒂固的“闲云野鹤”情结，我们可以推测：二流子的生活方式如果换在一个经济条件不错的男人身上，乡党一定不会特别的鄙视他，大家可能还会觉得他风流喜洽，是个雅人。而不幸的是，在中国生活水平很低的农村，一个以田土为生而又不事生产的人是大逆不道的，由于二流子和邻居一样属于劳动阶层，尽管他的言谈举止低级而有趣，但正如萧伯纳当年拒绝邓肯的求婚所说的：“假如我们的孩子脑瓜像你一般疯狂，身体又像我这般孱弱，那岂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结合？”——二流子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民族现实结合得如此糟糕，他们为正经的农业劳动者所唾弃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二流子这一名词已经从中国人的辞典中消失，成为一种真正的记忆。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农村的茶馆里成天闲坐的年轻人那里看到某些印记，长者同样会鄙夷他们，并且用古色古香的“二流子”一词来咒骂他们，以他们为反面教材来教育子女。但是，也就仅此而已，不会有人送他们去劳动教养，他们也不愁找不到对象，这是因为，由于长期坐茶馆的原因，他们的谈吐比一般农村居民拥有更多的信息量，他们恢谐喜洽的性格有可能博得女青年的喜欢；他们中间的部分人由于东游西荡而见多识广，只要他们有所行动，他们有可能成为农村的“能人”——《编辑部的故事》里的假导演江宝根就属于这种新型“二流子”。

　　正如当年的二流子属于城乡范畴的社会概念一样，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一些城市青年中轻而易举地找到某些当年二流子的特征，甚至贾平凹笔下的“闲人”如果出现在50年代，也难免被认同为二流子阶层。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二流子体现出的与民族现实不符的个性在当年是超前的，他们的无所事事、油腔滑调，在物质生活比较丰富的年代是可以被民众所宽容的，但在那个年代，在一种窘迫的生活条件下和严肃的社会空气中，二流子的生活方式简直就是一种罪恶。我们今天以同情的目光看待当年的二流子，是因为我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与那个时代不同。

　　80年代有一部名为《咸亨酒店》的戏剧，里面的阿Q深得观众的喜欢，缺了二流子阿Q，气氛当然要索然得多。很明显，导演也对这个角色注入了深厚的同情，他是这样处理阿Q被杀的场面的：阿Q被五花大绑、骂骂咧咧地经过咸亨酒店：“他妈的，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小D哭着冲上去抱住他：“阿Q哥！”文学批评者会认为这个场面不伦不类，但它折射了今天的人对人性的关注，反映了今天所流行的“爱心”——这种“爱心”当然也是同严肃的历史环境格格不入的。今天的年轻人一定要当心，假如一个老太太夸你“很活跃”，那一定不是什么好话。老太大一定从你的油腔滑调、游戏人生的样子联想到了她的某个亲戚——一个抽大烟、玩蟋蟀活活把家业败尽的亲戚。败家子往往是二流子的前身，享乐主义是二流子的温床。

　　五、六十年代的二流子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屡有表现，这种人的特征一般是：厚颜无耻、嗜赌成性、讲究吃喝、游手好闲，是剥削思想社会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二流子的劣根性，他们往往被阶级敌人利用，在物质利益引诱下充当破坏农业合作社的不光彩角色。二流子出身流氓无产者，是团结和帮教对象，所以地主、富农乐于利用他们的糊涂观念和愣头青性格，让他们充当向农业社进攻的工具。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