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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于是,一切都不可能逆转了。

  这个地址就是新中国“第一号女特务”邵玉魁(即《徐秋影案件》的女特务邱涤凡的原型)的住址。邵玉魁时年33岁,是一个活泼热情浪漫的女子,正沉浸在新时代的欢乐之中,按理说,一切罪恶和刑狱应该与她无缘。然而致命的是,她的妹夫李子和曾是国民党军统局的情报员,她的两个弟弟又当过国民党兵。她本人也同赵洁珊相处甚密,她所生活的城市——哈尔滨又是著名的国际间谍中心和国民党特务活动活跃的地区。于是,一切历史背景必将顺理成章地带出一个神话,而这个神话是冷峻斗争时代的冷酷逻辑的必然产物。

  这个左右了亿万人集体记忆的神话就是:邵玉魁的家庭是国民党特务的秘密基地。邵玉魁是骨干分子,她发展了赵洁珊为特务组织的外围成员,后来发现赵洁珊有所动摇,便指使她的弟弟邵莲魁将赵洁珊诱出枪杀。

  已经怀孕的邵玉魁没有想到:正是她腹中的孩子救了她的性命。当她的妹夫李子和和弟弟邵莲魁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时候,她的丈夫正在为婴儿的喂乳四处奔波,而她抱着双膝面对空白一片的墙隔壁,摇过来,摇过去。铁窗外传来隐约的歌声:

  亲爱的朋友,祝你做一个甜蜜的梦,
  亲爱的朋友喔,祝你做一个甜美的梦。

  这是一首有关三峡夜航的抒情歌曲,刚刚开始流行。按照邵玉魁那时的性情,她一定是最早学会这首歌的人。当年她常常这样,和赵洁珊一起哼着一些新时代的歌曲,她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唱着《你这个坏东西》时,互相打闹的情景。赵洁珊的拳头轻柔地敲在邵玉魁的前额上:你这个坏东西、坏东西、坏——东——西,哈哈一笑,向后倒去,她美丽的浅笑模样,留在了邵玉魁的心里。此时的邵玉魁凄凉地一笑,她再次辨识着自己的身份:一个凶手,一个被中华儿女唾弃的人,一个与新时代审美潮流无缘的阶级异己分子。

  在《徐秋影案件》中那个面部扭曲、线条僵硬的女特务邱涤凡监视着徐秋影的一举一动时,邱涤凡的原型——邵玉魁却木然地站在铁栅栏之后,任凭参观者打量和议论:

  “啧啧,长得还有点像呢,——做孽呀!”

  “你别看她一副老实相,可坏呢,徐秋影就是她杀的!”

  邵玉魁并不是没有澄清自己的机会,四年以后,也就是《徐秋影案件》在全国公映之时,哈尔滨人民法院根据她的申诉对案件作了一次认真的复查。当时正值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公布,也是新中国的第一次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阶段,所以不用怀疑调查人员的公正性。调查报告长达3万字,用可靠的材料排除了邵玉魁当特务搞情报的结论,否定了她枪杀赵洁珊的定性,认为邵玉魁是冤枉的。

  然而,第二年波澜壮阔的反右运动粉碎了她的一线希望,不仅如此,她的案件株连面也越来越广,包括司法人员在内的一百多人受到了严厉的惩处。

  任何一个时代,都会产生邵玉魁这样的游离于群体命运之外、有着独特生涯的人物。要详尽其悲苦人生是困难的,要发掘一些同情的眼泪更是无谓的,当事人的眼泪已经流得够多的了,为亲人的死亡,为苦命的孩子,也为她自己惨淡的人生,长期以来,她不再流泪,也没有泪可流了。但是,1987年7月6日,当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对所谓“邵玉魁特务案”进行彻底平反,宣告邵玉魁无罪时,68岁的邵玉魁流下了热泪。

  * * *

  如今的邵玉魁和她那四十多岁的儿子住在哈尔滨市区的一个居民区里,靠着300多元的退休金度日,儿子单位里的效益很不好,只能拿到近于最低生活标准的工资,全家除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和一台洗衣机之外,再没有别的电器。但风烛残年的邵玉魁似乎并无怨言,能够平静地皮过晚年,这是她28年牢狱之灾的最大愿望,她也想不起来应该抱怨什么了。烧锅炉的儿子每天下班回来,笑嘻嘻地将班组里发的白糖和洗涤剂塞到母亲手里,屋里弥漫着蒸馒头的香气,儿子埋着头呼哧哧地洗脸,老太大凝视着儿子耳角上灰白的鬓发和脸上的皱纹,突然一阵心里发酸,这些年的日子,可是把这孩子给坑苦了。

  更多的时候,老太太独坐在这间小屋里,冥想着往事。这是冬天,老太大感觉到,四十多年前的哈尔滨要比现在寒冷得多,那阵满大街的商店和饭铺、门口都挂着三、四层棉被厚的门帘,就这样,还挡不住凛冽的北风。有时候,老太大又觉得那阵并不比现在寒冷,那时候,她常常和赵洁珊等姐妹们踏着积雪到江堤上游玩,一打闹起来,就觉得浑身热呼呼的。她一闭上眼睛,就会浮现出那些姑娘们青春明媚的笑容,耳畔响起轰隆隆的秧歌声,天上飘着稀薄的白云,太阳把松江省的山河映射得绚烂而热烈,秧歌的声响越来越近。邵玉魁想着想着,手脚也动起来了,像是在比划着什么,这时候,居民区里老太大秧歌队的锣鼓声惊醒了她,她睁开眼睛茫然四顾,末了,她摇摇头笑了起来:“唉,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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