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记忆50年(21)

二一

　　§1951年：秧歌动地

　　我是一颗不幸的种子，蒙受着不能发芽的痛苦……

　　——电影《徐秋影案件》台词

　　50年代发生在哈尔滨的“徐秋影案件” 虽已获平反，但这件震惊全国的所谓“反革命杀人案”造成了一家数口被处决、被长期关押的特大冤情，并以文艺形式流传全国数十年之久。直到80年代，电视台仍粗心大意地播出了有关影片，自然，被害人家属一定要旧事重提的。

　　老一代人回忆起电影《徐秋影案件》，首先脱口而出的是那段著名的台词：“我是一颗不幸的种子，蒙受着不能发芽的痛苦。”这句台词之所以得以流传，是因为它出自一个“女特务”之口，是文艺作品中罕见的坦露人性痛苦的表白。当时的普通观众一定觉得它很真实，而且有“文采”。将一件真正的案件搬上银幕，对当时的电影工作者是一个挑战。漂亮的女职员徐秋影在一个雨夜被人枪杀，公安人员从被害人风格暖昧的日记中感到了这件凶杀案的不寻常。于是，一个希区柯克式的悬念故事开始了。

　　这句著名的台词不仅成为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象征，而且成为一户人家几十年悲惨人生的谶语。任何一种人类运动，都不免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影响，“徐秋影案件”就是例证，尽管公允地看，它只是镇反运动中的不和谐章节之一。电影工作者自然是按照严格的政治标准来解释“徐秋影案件”的意义的。不过，虽然这件案子是一起令人憾恨的错案，但影片的警世色彩却在亿万人的脑海中长存不灭。这究竟是传媒的错误，还是命运的错误？

　　提到50年代，我们自然会联想起许许多多的黑白影片，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象征物。50年代保留了40年代的某些电影传统，但苏联风格的影响是最显著的变化。如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厂标，工农兵形象造型非常接近于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的厂标，序曲干脆就采用苏联音乐；50年代演员的腔调，也是一种传统国语同老解放区方音的混和物，白杨、陶金等人的发音属于“上海时代”，而田华、陈强等人则老解放区的方音稍重一些。这种语言风格甚至影响了译制片的配音，如一部电影中，德国军官喃喃自语道：“苏联间谍，苏联间谍……”在这里“间”字发声变成了平声，“an”字音也特别夸张压抑，显得很嘶哑。

　　现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这种独特的发音和发黄的胶片、教堂造型式的艺术一起，构成了50年代的古色古香。哪怕是严酷的斗争和革命暴力，只要具备了50年代的形式，那么，它仍然散发着温暖的色泽。谁能够想到，《徐秋影案件》朴素的电影形式后面，掩盖了一个近30年的悲惨故事呢？——在观众眼里，女特务徐秋影总是出现在若明苦暗的光影中，被邪恶势力所控制。她的气息带有旧时代女子的典型特征：软弱、自怜、迷途，总之，这个女人透发着旧时代凄婉的美。在影片中，她活在侦破人员的倒叙和被告人的回忆中，伴随着她的总是雨夜和灯烛，仿佛宗教画中作忏悔的荡妇。很明显，导演对这个女特务注入了一种复杂的情绪，控诉完成了，阴谋曝光了，罪人被惩办了，阳光下的劳动者沿着康庄大道继续向着壮丽的时代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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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你们要警惕啊！

　　这是《徐秋影案件》的呐喊，这是历史性的共和国肃反对人们的要求。每一个政权都要镇压敌人，法国大革命如此，拿破仑的革命如此，十月革命是如此，中国革命也是如此。然而，作为肃反标本之一的《徐秋影案件》却因历史的误会，而变成了一次真正的噩梦。它的发生和演变，已远离了国家公诉人和被害人的本意，亿万观众的集体记忆错位了几十年，文艺作品的受害人虽然在晚年获得了安宁，然而，当年的观众却开始叹息：逝者如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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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的春天，东北的气氛就像电影《铁道卫士》所表现的那样，老百姓们沉浸在“抗美援朝，保家为国”的全民性热情之中。哈尔滨的大街上，人们在扭着秧歌，青年男女们唱着：

　　嘿啦个啦啦，嘿啦个啦啦，
　　天空飘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

　　……

　　与此同时.一封控告信寄到了哈尔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控诉人称：三年以前，他的女儿赵洁珊（即“徐秋影”的原型）在松花江俱乐部西侧的江畔被人枪杀了。公安机关虽作过调查，但在排除了几名嫌疑人（赵的追求者）作案的可能后一筹莫展，加上当时的民主政权镇反任务十分艰巨紧张，所以，这个案件被搁置了下来。因此，被害人的父亲呼吁政府“早日逮捕凶犯”。由此，哈尔滨市公安局成立了“2号案件”侦破小组，再次从死者的遗物中发掘线索，从赵洁珊的一个记事本（这也是电影中的“徐秋影”案件的灵感来源）中发现了一个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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