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京沪暴动内幕(115)_李伟

虚阁网　>　纪实·历史纪录　>　1949京沪暴动内幕　|　上页　下页

一一五

　　◎尾声

　　世事如棋，人生沧桑，当年参加京沪暴动案的人们（死者与幸存者）及有关人物，解放后都有不同的经历。王葆真于1977年逝世。仅缺2年，他活了整整一个世纪，跨越了几个历史时代。

　　这位敌人屠刀下的幸存者，一生历尽沧桑。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在死囚牢里的王葆真，由民革沪宁区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陈铭枢迎接出狱。先在上海永川医院治疗20天。民革特派员朱蕴山代表组织向他致以亲切的慰问，

　　20天后——6月17日，李济深电邀王葆真去北京。18日夜车赴京。到京时，董必武、吴玉章、李维汉等负责同志在北京车站迎接，民革主席李济深也亲到车站迎接。随后由李维汉陪同住北京饭店。

　　王葆真到北京不久，在周恩来同志邀请下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与开国大典。

　　在狱中受毒刑拷打的王葆真，这时胃病发作了。周恩来总理闻讯后，当即派人把他送进北京医院，并通知傅连璋同志要他主管治疗工作。傅连璋建议动割肾的大手术。手术前由李济深签字。经过精心手术与治疗，七旬高龄的老人又一次从死神的魔掌下解脱出来。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王葆真历任政法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委等职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老人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老人的晚景坎坷曲折。1990年6月末，王葆真的女儿王振琳，远从北京给笔者寄来一本《王葆真文集》与一封信。

　　信上说：

　　“……来信所提问题在文集上都可得到梗概。从各时期文章，可了解父亲的爱国激情百折不挠。在旧社会他与黎民百姓同呼吸共命运，为蒋独裁政权所不容，在新中国与人民共沐朝晖，为党和领袖称做朋友，‘特邀’参加历年各次庆典，都因为他不再是他参与创建的党派的执委。直到去世10年后，该党的领导换为共同参加创建该党的两位老人，才得出此文集，两位老人一题书名，一写怀念文章。文集出版可慰藉友人对老人的怀念之情……”

　　这里所指的“两位老人”，一是屈武（题书名），一是朱学范（写怀念文章）。

　　王葆真是1948年民革在香港成立时的创建者与参与者，为什么不再是执委，又为什么以“特邀”身份参加历年各次庆典呢？

　　回答这两个问题，涉及他20年的不幸岁月。

　　他是戴着右派帽子离开人间的。

　　50年代初期，河北洪水灾害严重，安平、饶阳、献县一带，每到雨季，堤坝溃决，洪水横流，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治理河北水患曾做了大量工作。1956年河北又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洪水灾害，受灾农田有4500万亩，受灾人口达1500万人，受毁灭性破坏的村庄有807个。王葆真留学日本时，对农田水利建设造诣颇深。这时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深入到海河水系的一些地、县，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又经严谨周密的思考，写了长达2万余言的治水方案——《沟池制》，郑重其事地送给领导，算作千虑之一得。他还以根治河北水患为中心内容，在全国政协与河北政协会上发言，岂料事与愿违，他的意见未予采纳，反因言获罪，被认为是“借水利问题捞取政治资本”的“政治掮客”，“是有组织的向党猖狂进攻”，有了这些罪名，也就被推入“右派”的行列。他内心自然是感慨万端，何以会有这样的处理呢，他坚信总有一天党会给他纠正的。

　　这样，王葆真就被打入另册。从此蛰居于北京西城区的松鹤胡同，默默无闻地生活着。一到10年动乱，他又遭难。四间简陋平房，梳篦似地抄了几遍，结果除几件衣物外，什么金银财宝，什么存折现款，一概全无。真应了“两袖清风，一肩明月”的赞言。

　　历史终于翻到新的一页。

　　1978年1月8日，党为王葆真的逝世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由沈雁冰（全国政协副主席）主持，出席的有乌兰夫、邓颖超、王震、康克清等人。遗体葬于八宝山。

　　1979年，党为王葆真的右派问题作了平反改正。

　　他——不愧为一位“为国为民终生不渝的老英雄”（陆定一语）

　　1990年5月，在毗邻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的一侧，上海民革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当年与王葆真一起战斗的梁佐华先生。

　　他已80余高龄，精神矍铄，说话声音洪亮。在他盛情邀请下，我造访他在瑞金二路的寓所。我们是步行去的，一路上他步履沉稳，还时时关照比他晚出15个春秋的我。

　　谈到王葆真先生，他流露出非常崇敬的神色，他说：“卓山先生把一生献给革命，高风亮节令人敬仰。当年他不幸被敌人逮捕，我和任廉儒有幸逃出上海去香港。后来我又从香港回上海，按中共华南局的指示，继续联系郭汝瑰的起义工作。”

　　他又说：“王葆真先生写了一本自述，交给我保存。这是留给我们的极宝贵的精神财富。”

　　梁佐华——这位当年的中共地下党员，民革成员，谈起他解放后的经历，深深感到自己的幸福。他说：“饮水思源，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由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等千千万万的烈士流血牺牲所缔建的。孟士衡的音容笑貌，至今想来，还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脑际。”

　　梁佐华在解放后也有过短暂的不幸，说短暂也有2500多个日子，整整7个年头。他说：“1949年6月19日，我从香港回到刚解放的上海，在上海市政府见到副市长潘汉年同志，联系有关郭汝瑰的起义问题。他说这事将由二野驻沪联络处派人带着我的信来与你联系。二野驻沪联络处的负责人张光西来找我时，果然带着潘汉年的亲笔信。后来我把这信保存起来留作纪念。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在抄我家时抄到这封信，硬说我与‘大叛徒’潘汉年有秘密勾结，通宵斗争，后来抓进公安局，整整关了7年。”

　　梁佐华在1985年离休。现在担任上海民革市委顾问，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梁老给我来信说：“我虽年逾8旬，身体很好，健步如常，尚可发挥余热。”（1991年4月8日来信）近年他写了数万字的文史资料。

　　在和梁老的谈话中，我问起他的战友、当年与他一起做郭汝瑰起义工作的任廉儒。梁老黯然神伤。

　　他说：“任廉儒已经过世了。”说完，他低着头。几分钟后，他又说：“任廉儒同志当年是中共中央军事情报处的负责人，由董必武同志直接领导。郭汝瑰起义成功后，中央考虑他的身份没有暴露，准备派他去香港作秘密工作。因当时他的血压过高，而未成行。岂料1953年7月13日，廉儒同志突患脑溢血，逝世于重庆。遗体葬于重庆磁器口杨公桥附近，董必武同志为他写了碑文。”

　　“象任廉儒同志这样不求名利，甘作无名英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贵品质，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说了自己的意见。

　　“对，对！是这样。”梁老神采飞动，赞同我的看法。

　　话题中，我们谈到了起义将领郭汝瑰。

　　梁老在抽屉里翻出一份剪报，说：“你先看看这份材料。”这是刊于《人民日报》（1981年5月18日）四版的一则消息。内容是：

　　昔日起义将领今日共产党员

　　郭汝瑰体谅国家困难谢绝上级的照顾

　　（本报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郭汝瑰，自去年4月9日加入共产党后，不遗余力地为党作贡献。最近，他主动交回拨出的16000元修房费。

　　郭汝瑰今年74岁，四川铜梁人。原是国民党72军军长、22兵团中将司令官。1949年12月9日（应是12月11日——笔者注），在四川宜宾率部起义，历任我军军长、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南京军事学院教员等职。1970年离休回四川，现在住在其儿子处。

　　组织上批准郭汝瑰离休时，他主动申请不进大城市，不住干休所。他认为，一个人离休或退休后，就变成了普通老百姓，不要有什么特殊的照顾，不能再给组织上增添什么麻烦。他在巴县和北碚的住房，都是由当地房管部门给分配的，现在住着一套三间的房子。按总后有关规定，组织上准备给他拨出16，000元修建住房。他听说后，主动向重庆警备区政治部写出退回修房拨款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我经过学习今年中央的有关文件，知道目前国家经济有困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要体谅国家的困难，为国分忧。”

　　……

　　我看完剪报，表达了自己深深的敬意，同时问：“郭将军近年的情况？”

　　“这几年郭将军埋首笔耕，把他的亲身经历写了一本回忆录，同时还担任《中国军事史》的主编工作。”梁老答道。

　　看来解放后郭将军是一帆风顺的，是否也有过小的挫“小挫折是有的。”梁佐华说。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