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京沪暴动内幕(114)_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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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四

　　§历经艰险起义告成

　　12月3日清晨，泸州，72军军部。

　　“你是郭军长嘛？”

　　郭汝瑰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

　　“我是。你是哪里？”

　　“我们是第10军，军长杜义德。”

　　郭汝瑰猛然醒悟，这名字好陌生，莫非是解放军。他立即问：“你是解放军？”

　　“是的！杜军长叫你派人接洽起义！”那边回答。

　　“好！我按计划行事。”郭汝瑰回答。

　　放下电话，郭汝瑰后悔了。怎样的计划，对方是否知道？他拿起话筒问电话局，要他们再接过去。电话局回说不知是哪里打来的，无法接通。

　　郭汝瑰考虑，派人去和解放军联系。

　　派谁去呢？他想到新来的高级参谋徐孔嘉。

　　这徐孔嘉是有来历的。1927年郭汝瑰和他在涪州结识，徐曾是共产党员，不过已有多年未通音信。前不久郭汝瑰向任廉儒要军事干部，徐孔嘉突然来了。郭以为是党派来的，但问他与党是否有联系，回答说早已失去联系。摸不清他的底细，留他任了高级参谋。

　　“孔嘉兄，有一件事请你办一下。”

　　“什么事？您说。”

　　“请你去找解放军。”郭汝瑰说得够清楚了。这时去找解放军当然是联系起义，不过不能这样说。

　　“去做什么？”

　　“去联络联络。”郭汝瑰看他明知故问就这样回答。

　　“联络我就不去。”徐孔嘉这样回答。

　　郭汝瑰默然，心里另外有了主意。

　　当天，郭汝瑰下令所有部队向宜宾撤退。他所属的新34师已由江门向宜宾撤退中。

　　4天后，12月8日郭汝瑰的部队到了宜宾。次日上午郭汝瑰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

　　这时郭汝瑰已经成竹在胸，口袋里装着向解放军声明起义的信，待会上取得一致意见后就宣读。

　　开会地点在233师师长赵德树的家里。出席的有参谋长、师、团长共11人。

　　郭汝瑰首先讲话：“解放军已经入川，国军完全垮了。形势这样紧张，今天请大家来研究一下我们的出路。有人说‘仗是打不得了’，究竟打不打，大家畅所欲言，这关系到我军几万人的生死存亡，大家的意见必须取得一致。现在请哪一位先说。”

　　他的话刚落音，233师师长赵德树首先发言。他说：“不能打了，这个仗怎样打呢，要打，我们就完，不如干脆和了吧。”

　　郭汝瑰心中暗喜，如果没有人反对赵的意见，事情就成功了。那知赵德树下面的话却变了。

　　“不过，司令的地位那么高，你出来讲和不合算，共产党以后不会信任你。现在的部队都是我的，不如由我来和。你走，我派一营人送你，派滑竿三班人轮换着抬你走，三天就可赶到新津，再乘飞机去台湾。你看怎样？”赵德树振振有词地说。

　　这一下，全场惊愕。

　　赵德树的话明明是要赶走郭汝瑰。

　　郭汝瑰大感意外。不过他并不惊慌。因为这部队他完全能掌握，不仅全军营以上军官是由他委任的，而且许多团、营长是他的亲信与亲人。再说赵德树本与他私交甚厚，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在赵德树有危难时（因枪杀一临阵退缩的营长被国防部军法局扣押），曾救过他。有这两点所以他非常镇静。

　　郭汝瑰在想：赵德树这样讲，也许是因事先未和他商量，他在试探我起义与战的真正意向；或许他怕干部一时接受不了，发生意外，他挺身而出，为我担当危险。

　　想到这里，郭汝瑰胆气壮了，他说：“败军之将，谁还来和我们言和？只有起义一条路。不管是起义，或是打，还是由我来指挥。在这时刻，我岂能一人求安。是生是死，我都和大家在一起。打，看来是绝路一条，仅有‘忠义’虚名，而留下孤儿寡妇。大家如果要打，我和大家死在一起；不打，那就起义！现在大家再发表意见。”

　　“军长说得对，我们起义。”又是赵德树跟着说。

　　这一来，会场的气氛由紧张变为缓和。

　　“仗是打不得了，我主张起义。”697团团长张纬说。

　　张纬的话还没有说完，冷不丁地698团团长吴让站起来说：“我反对起义！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为什么不打？比如一个女人，男人还没有死，就想改嫁，说得过去吗！？”

　　吴让这人原就桀骜不驯，他这一骂，会场的气氛又紧张起来。699团团长廖觉雄与其他人都低着头不说话。

　　郭汝瑰一看这情况，觉得会不能再开下去了，立即收蓬，他：“这是件大事，大家再去考虑考虑，我们再作决定。散会！”

　　回到军部，郭汝瑰分析了会场情况。面对着这严峻的形势，各人都在作出选择，其中有少数死硬派不足为怪，只要大多数人能够意见一致。会场上699团团长廖觉雄的态度值得注意。现在他这一团负责宜宾的城防，对起义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应该把他动员过来，否则关系到大家的安全。

　　他的想法得到军部高级参谋代参谋长徐孔嘉，干部学校教育长张继寅的同意。这两人建议233师师长赵德树去说服廖觉雄。郭汝瑰就把这任务交给了他们。

　　出乎意外，两人很快就回来了。而且赵德树与廖觉雄一起跟了来。

　　“报告军长，我决心起义。”一进军长办公室，廖觉雄敬礼后就大声地说。

　　“这好啊！你可不能后悔。”郭汝瑰内心虽然很高兴，但面下很冷静。

　　“不后悔！什么情况下都不后悔。”廖觉雄的语气很坚决。

　　原来徐孔嘉、张继寅两人去找赵德树途中，正好赵德树已说服了廖觉雄，事情的发展意外地顺利。

　　水到渠成，郭汝瑰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的给解放军的信，交给徐孔嘉。

　　“这个任务你不能推辞吧。信上我已向解放军说明，我早已和董必武同志有联系，现在已按党的指示，宣布起义。”郭汝瑰严肃地说。

　　“军长，你可能误会了。上次你只是要我和解放军联络联络，如果说是起义，我怎会不去呢。”徐孔嘉很高兴地回答。

　　徐孔嘉与宜宾本地的代表若干人，一起乘轮下行，江水滔滔，当晚就到了解放军16军的驻地，受到军长尹先炳与政委吴实的欢迎与接待。第二天（10日）派某师的惠政委与徐孔嘉等一起来到宜宾。

　　在发出《起义告官兵书》后，又发了起义的通电。1949年12月11日郭汝瑰率部在川南宜宾起义成功。

　　随后，张国华将军的18军来到宜宾。接着18军召开了72军起义欢迎大会。会场上，解放军一阵阵高呼：“向72军起义干部致敬。”72军的全体官兵从未受过这样的对待，很多士兵的眼眶都湿润了。此时，郭汝瑰的高兴自不必说。

　　郭汝瑰的72军起义通电在报纸发表，产生了很大影响。傅作义部的参谋长郭宗汾看了起义通电激动地说：“快了，快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起义了！”

　　正象多米诺骨牌，川军邓锡侯、刘文辉部也已起义。如汤沃雪，大陆的国民党军队彻底失败了。

　　40年后，台湾的一本书还用愤恨的语言写到郭汝瑰的起义。文章说：“……黄埔嫡系并经日本士官校和陆大深造，受陈辞修将军特别赏识倚重（曾任参谋本部作战厅长）的郭汝瑰将军带着国军的最后本钱——72军在泸州（应是宜宾——笔者注）阵前‘归队’（郭本是潜伏在国民党军事指挥中枢的共谍），瓦解了国军的最后部署与士气。政府原以为退路的西康刘文辉、云南卢汉因以往遭受歧视，对最高当局怨毒已深，自然亦乘机投共。”（许逖：《百战军魂》）郭汝瑰起义的作用于此可见。

　　据熟悉郭汝瑰起义内情的人说：“蒋介石在台湾听到郭汝瑰起义的消息，气得捶胸顿足。”

　　沪京暴动案的余波在西南一隅写上了句号。郭汝瑰起义的成功是党的力量的感召，也是王葆真、任廉儒、梁佐华等人舍身忘我、战斗在敌人心脏里艰苦工作的结果。38年后，郭汝瑰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1949年2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负责人王葆真被捕，临时焚毁了我所送的文件，遭严刑拷打被判死刑也不供认我出来，任廉儒与其助手梁佐华同志，侥幸得脱身逃往香港，我才得保首领……今天回想起来，未出意外，完全是主义深入人心，党的纪律严明，同志们的保护所致，个人权谋是微不足道的。”

　　这句话说出了郭汝瑰真诚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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