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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第十二章 图南带我们读书了

  1981年秋,庄图南直升一中高中;庄筱婷和林栋哲也都考入了一中初中部,成为了庄图南的校友,做为初中生,两人从少年宫退役了。

  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

  宋莹、黄玲所在的棉纺厂是国企大厂,被列入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厂。

  改革头两年,厂领导用一系列管理手段提高了生产效率,但计划经济的销售渠道和销售定额固定,超出计划的产品只能积压在库房里,销售价格也由国家指定,几乎没有上调,以上两个原因叠加,棉纺厂的效益并没有提高。

  同时,厂里还在源源不断地接收返城知青和职工子弟——棉纺厂政策规定,父母退休,子女可以顶替父母的职位;父母未退休,子女如果是中专毕业生可直接进厂,子女如果是纺织系统的技校或职高毕业生,有资格排队轮候等名额进厂。

  几种情况叠加,职工子弟或顶替,或分配,基本都能进厂捧上铁饭碗。

  有进无出,棉纺厂的职工人数日益增加。

  效益一般,人员臃肿,厂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后,展开了“破墙开店”和“留职停薪”两项措施。

  职工们对“破墙开店”这一措施是强烈支持的——把工厂的围墙敲掉,租给个体户开店,小商店如雨后春笋般围着工厂开了一圈,职工们吃、穿、用都方便了很多。

  “破墙开店”的店铺租金暂时缓解了企业效益和职工们工资之间的矛盾,既让职工们的生活极大便利,又让厂里发出了工资福利——奖金数额不大,但用宋莹的话来说,苍蝇腿肉也是肉。

  职工们工资福利的矛盾暂时解决了,人员臃肿的矛盾却无法解决——几乎没有任何职工响应“留职停薪”的号召,职工们以“我不嫌工资少,领导不嫌我懒”的心态照常上下班,以迟到早退、午休时间多睡一会儿等方式花样怠工。

  院子里现在不种蛇瓜,改种小白菜、空心菜等绿叶菜了。瓜菜由庄超英和林武峰照管,黄玲和宋莹忙于接单,

  上海市有了外贸公司,外贸公司长期向私人发放产品图片,再定期收购已钩织好的成品,私人凭此此赚取手工费。

  李一鸣在玄妙观前摆摊,生意很好,他和宋向阳每半个月就要去上海十六铺码头的市场进货。市场里有几家外贸公司的门面房,收购手工编织的毛衣、围巾等商品。

  李一鸣和宋向阳去上海时麻袋、行李袋里是空的,他们索性帮亲友们接了外贸单,去上海时把成品带去出售,回苏州时带回售出的现金和下一个订单。

  宋莹和黄玲都经常接这种外贸单——厂里的活不重,晚饭后和周末正好干些私活赚些零花钱,宋莹手脚麻利,偏好杯垫、围巾等工期短的小件,黄玲手艺精巧,喜欢完成毛衣、披肩等大件。

  两人刚开始接单时还要看着杂志上的针法编织,熟练了之后,边看电视边闲聊边钩编,手下的功夫一点不慢,成品刷刷地完成,外快刷刷地赚。

  黄玲每月能完成三件手工毛衣,她看着存折上不断上涨的数目,很欣慰,庄图南过两年读大学的生活费应该不是大问题了。

  吴建国在院子里养了鸡鸭,除了自家吃,多出来的鸡、鸭、蛋就在街坊邻居里卖。

  张阿妹所在轮胎厂一样人心浮动,她搭着黄玲和宋莹的人情,也成了外贸编织军中的一员。

  电视机已经取消了限购,不需要票就可以购买了,吴家也买了电视,吴家的三个孩子就不常来林家看电视了。

  宋向阳现在林武峰手下做临时工。

  李一鸣基本选周日去上海进货,宋向阳和他一起去,帮他扛货,帮他分担商品的出站风险——两人去上海时扛半麻袋或一麻袋的外贸商品,回苏州时大概是五、六个麻袋的小商品,他们怕被苏州火车站查获没收,总是坐半夜的车次回来,分批出站。

  李一鸣和宋向阳被抓过一次,李一鸣是社会青年,宋向阳是压缩机一厂的临时工,火车站打了个电话给压缩机厂,林武峰施施然来了,送了一块手表,领走了两人和商品。

  宋向阳惴惴不安地回厂,并没有受到很严重的处罚——车间会议上,林武峰说临时工工资低、没奖金,帮朋友扛个麻袋挣点辛苦钱,罚他打扫一个月车间,算了吧;有人提议档案上记一笔,林武峰摇头,小伙子还没成家,还要谈恋爱、找对象,算了吧。

  林武峰是技术一把手,人又和气,在车间人缘好,他几句“算了吧”就把事情“盖”住了。

  宋向阳向李一鸣不住感慨,“林工平时那么和气,大事上真有担当。”

  李一鸣冒着“投机倒把罪”的风险勤奋挣钱,所幸在他摆摊一年半后,也就是1981年夏,苏州市发放了首批个体工商经营执照,李一鸣立即去工商所登记,拿到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他的小摊位和“倒买倒卖”的行为从此合法了,不用再东躲西藏打游击了。

  和小巷里棉纺厂职工的“不务正业、专心副业”相反,庄超英一心扑到了工作上,新学期刚一开学,他就被提为教导主任。

  教育局颁发了新文件,要求学校在具体教学中打破男女界限,体育课男女生一起上,实验课男女生同组等等。

  文件上特别注明,“在严禁校园早恋的前提下,学校的具体教学要打破男女界限,让异性同学正常相处……”

  各校校长负责人,“教育局,我谢谢你!”

  教育局这波操作太风骚了,教导主任庄超英一筹莫展,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开展工作。

  高考制度的确立让中学生的学习压力骤然剧增,单一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和枯燥的题海战术又让学生们心生乏味,学生们纷纷用“文学”来疏解压力,满足自己情感上的需求和精神上的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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