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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几天后,当仲良把一封教会的信件送进小德肋撒堂时,克鲁格神父站在神坛前告诉了他这个消息。神父用一种无助的眼神仰望着墙头高挂的圣女像,说自杀对于一个天主教徒来说是永不翻身的罪孽。仲良站在那里,又一次想到了他的父亲。他淡然一笑,对克鲁格神父说,这没什么,他只是为了一个信仰,放弃了另一个信仰。

  克鲁格神父吃惊地看着他,就像看到了魔鬼,在胸口画了个十字后,说,我的上帝。

  仲良在心里发出一声冷笑,扭头离去。他听见克鲁格神父的声音从身后远远传来:信上帝,得永生。

  邮政督察员入驻静安邮政所已是第二年夏天。一大早,两个日本宪兵用一辆三轮摩托载着督察员驶进大铁门,整个邮政所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督察员并没有下车,而是站在车斗里,用黑框眼镜后面的眼睛在每张脸上扫视了一遍之后,以流利的中文对大家说,我是伊藤近二,请多多关照。

  说完,伊藤一个躬足足鞠了有半分钟后才直起身,跨下车斗,笔直地走进所长的办公室。

  所长沉着脸,一甩手,跟着也进去了。到了黄昏的时候,他还是沉着脸,在大门口拦住仲良,要请他去喝两杯。仲良诧异地看着所长,这个古板而克制的男人,平日里连废话都不会跟邮差多说半句,更谈不上喝酒,但这个傍晚他喝了很多酒,也说了很多话,每一句都让仲良感到触目惊心。

  所长坐在小酒馆里,等到菜上齐了,亲手为仲良斟上酒。仲良不安地说,所长,有话你尽管说。

  所长点了点头,让他明天一上班就辞职。仲良的眼睛一下睁大了,问他为什么。所长说,你还不知道为什么?

  仲良说,我怎么知道?

  所长说,你是什么人?你父亲是什么人?还有那个周三,你们自己最清楚。

  他们都是死人了。仲良说,我是个送信的邮差。

  所长摇了摇头,说他宣统二年就入行吃邮政这碗饭了,我见的人比你送的信要多得多。说着,他用手往大街上一指,说,租界里三教九流,到处都有不要命的人,可我不管你们是重庆的,是南京的,还是延安的,你们干什么都不能连累了别人。

  仲良说,所长,你喝多了。

  所长一摆手,说,我都能看出来的这点名堂,你以为那个伊藤近二会看不出来?你听他那口中国话说的,就该知道他不光是个邮政督察员。所长意味深长地看着仲良,又说,我是为你好,也为大家好,你应该比我知道得多,日本人为了一袋面粉会杀光一条街的人。

  仲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他的脸开始发白,但还能笑,还能举着杯子喝酒,可这酒却变得一点酒味都没了。

  临别的时候,所长在大街大上拍了拍仲良的肩,说,用不着担心,我要告发你用不着等到今天,更不会请你喝这顿酒。所长借着酒劲说,我也是中国人,我的老家在湖北,日本人刨了我的祖坟,拆了我家的祠堂,就因为听说我家祖上当过两任道光年间的巡抚。

  所长眼里的泪光在路灯下闪烁,但仲良不为所动。他站在大街上,看到所长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然后匆忙赶回家里,一坐下就把这事告诉了秀芬。

  你知道规矩的。秀芬不等他讲完就说。

  可我连鸡都没杀过。仲良看着她的女人,那眼神就像无辜的孩子。

  秀芬想了想,站起来,说,我去吧。

  仲良说,让我想想。

  秀芬说,夜长梦多。

  仲良不说话了,伸手把秀芬拉回凳子上。这天晚上,他在床上一直想到后半夜,把秀芬摇醒,说他想好了。秀芬睡眼蒙眬地说,那天亮带我去邮政所,我先认认脸去。

  仲良说,算了。

  秀芬一下就清醒起来,说,又不用你动手。

  还是算了吧。仲良翻了个身,说,现在我只是个邮差。

  可是,仲良很快就被静安邮政所辞退。原因是他丢三落四,尤其那些日本侨民的信件,不是无缘无故地失踪,就是被张冠李戴地送错。但接到投诉的伊藤近二一点都没生气,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笑眯眯地看着仲良,问他作为一个邮差为什么不能好好地送信。仲良显得有点紧张,还有那么一点羞愧之色。伊藤近二接着又问他是不是不愿意为日本人服务?仲良摇了摇头,他已经意识到以这种方式来结束邮差生涯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伊藤近二微笑着站起来,走到他面前,盯着他的眼睛说,为什么你想让我开除你?

  还用问吗?他是想卷铺盖走人。所长忽然说,外面想当邮差的人有的是。

  紧张的气氛一下有所冲淡。伊藤近二扭头狠狠瞪着所长。

  所长同样扭头瞪着仲良,又说,还要我教你吗?财务科的门开着,结账,走人。

  伊藤近二的脸色在仲良走后变得铁青。他盯着所长,问他,你害怕什么?

  怕?所长笑了笑,说,我有什么好怕的?

  那你去把他留下来,我要他继续当这里的邮差。

  那不行,我们不能让一粒屎坏了一锅粥。

  现在这里不是你说了算。

  丢了信就得卷铺盖走人,这是邮政局的规矩。

  伊藤近二冷冷地一笑,说,那你是不知道宪兵队的规矩。

  所长的脸一下发白了,喃喃地说,督察员,你为了一个邮差要送我去宪兵队?

  伊藤近二愣了愣,没说话,一直到所长躬身退出办公室,他还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看着挂在墙上的《中国地图》。这个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年的日本特工,早在三轮摩托驶进静安邮政所那一刻就已心灰意冷。他因酒后散布战争失败言论而遭撤职。长官部给他的最后指令是对悲观论者最好的惩处——留在这片中国土地上,直到这场战争胜利那天。

  伊藤近二知道,自己的一生将在对故乡名古屋的思念中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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