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者(32)_畀愚

三二

　　几天后，当仲良把一封教会的信件送进小德肋撒堂时，克鲁格神父站在神坛前告诉了他这个消息。神父用一种无助的眼神仰望着墙头高挂的圣女像，说自杀对于一个天主教徒来说是永不翻身的罪孽。仲良站在那里，又一次想到了他的父亲。他淡然一笑，对克鲁格神父说，这没什么，他只是为了一个信仰，放弃了另一个信仰。

　　克鲁格神父吃惊地看着他，就像看到了魔鬼，在胸口画了个十字后，说，我的上帝。

　　仲良在心里发出一声冷笑，扭头离去。他听见克鲁格神父的声音从身后远远传来：信上帝，得永生。

　　邮政督察员入驻静安邮政所已是第二年夏天。一大早，两个日本宪兵用一辆三轮摩托载着督察员驶进大铁门，整个邮政所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督察员并没有下车，而是站在车斗里，用黑框眼镜后面的眼睛在每张脸上扫视了一遍之后，以流利的中文对大家说，我是伊藤近二，请多多关照。

　　说完，伊藤一个躬足足鞠了有半分钟后才直起身，跨下车斗，笔直地走进所长的办公室。

　　所长沉着脸，一甩手，跟着也进去了。到了黄昏的时候，他还是沉着脸，在大门口拦住仲良，要请他去喝两杯。仲良诧异地看着所长，这个古板而克制的男人，平日里连废话都不会跟邮差多说半句，更谈不上喝酒，但这个傍晚他喝了很多酒，也说了很多话，每一句都让仲良感到触目惊心。

　　所长坐在小酒馆里，等到菜上齐了，亲手为仲良斟上酒。仲良不安地说，所长，有话你尽管说。

　　所长点了点头，让他明天一上班就辞职。仲良的眼睛一下睁大了，问他为什么。所长说，你还不知道为什么？

　　仲良说，我怎么知道？

　　所长说，你是什么人？你父亲是什么人？还有那个周三，你们自己最清楚。

　　他们都是死人了。仲良说，我是个送信的邮差。

　　所长摇了摇头，说他宣统二年就入行吃邮政这碗饭了，我见的人比你送的信要多得多。说着，他用手往大街上一指，说，租界里三教九流，到处都有不要命的人，可我不管你们是重庆的，是南京的，还是延安的，你们干什么都不能连累了别人。

　　仲良说，所长，你喝多了。

　　所长一摆手，说，我都能看出来的这点名堂，你以为那个伊藤近二会看不出来？你听他那口中国话说的，就该知道他不光是个邮政督察员。所长意味深长地看着仲良，又说，我是为你好，也为大家好，你应该比我知道得多，日本人为了一袋面粉会杀光一条街的人。

　　仲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他的脸开始发白，但还能笑，还能举着杯子喝酒，可这酒却变得一点酒味都没了。

　　临别的时候，所长在大街大上拍了拍仲良的肩，说，用不着担心，我要告发你用不着等到今天，更不会请你喝这顿酒。所长借着酒劲说，我也是中国人，我的老家在湖北，日本人刨了我的祖坟，拆了我家的祠堂，就因为听说我家祖上当过两任道光年间的巡抚。

　　所长眼里的泪光在路灯下闪烁，但仲良不为所动。他站在大街上，看到所长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然后匆忙赶回家里，一坐下就把这事告诉了秀芬。

　　你知道规矩的。秀芬不等他讲完就说。

　　可我连鸡都没杀过。仲良看着她的女人，那眼神就像无辜的孩子。

　　秀芬想了想，站起来，说，我去吧。

　　仲良说，让我想想。

　　秀芬说，夜长梦多。

　　仲良不说话了，伸手把秀芬拉回凳子上。这天晚上，他在床上一直想到后半夜，把秀芬摇醒，说他想好了。秀芬睡眼蒙眬地说，那天亮带我去邮政所，我先认认脸去。

　　仲良说，算了。

　　秀芬一下就清醒起来，说，又不用你动手。

　　还是算了吧。仲良翻了个身，说，现在我只是个邮差。

　　可是，仲良很快就被静安邮政所辞退。原因是他丢三落四，尤其那些日本侨民的信件，不是无缘无故地失踪，就是被张冠李戴地送错。但接到投诉的伊藤近二一点都没生气，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笑眯眯地看着仲良，问他作为一个邮差为什么不能好好地送信。仲良显得有点紧张，还有那么一点羞愧之色。伊藤近二接着又问他是不是不愿意为日本人服务？仲良摇了摇头，他已经意识到以这种方式来结束邮差生涯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伊藤近二微笑着站起来，走到他面前，盯着他的眼睛说，为什么你想让我开除你？

　　还用问吗？他是想卷铺盖走人。所长忽然说，外面想当邮差的人有的是。

　　紧张的气氛一下有所冲淡。伊藤近二扭头狠狠瞪着所长。

　　所长同样扭头瞪着仲良，又说，还要我教你吗？财务科的门开着，结账，走人。

　　伊藤近二的脸色在仲良走后变得铁青。他盯着所长，问他，你害怕什么？

　　怕？所长笑了笑，说，我有什么好怕的？

　　那你去把他留下来，我要他继续当这里的邮差。

　　那不行，我们不能让一粒屎坏了一锅粥。

　　现在这里不是你说了算。

　　丢了信就得卷铺盖走人，这是邮政局的规矩。

　　伊藤近二冷冷地一笑，说，那你是不知道宪兵队的规矩。

　　所长的脸一下发白了，喃喃地说，督察员，你为了一个邮差要送我去宪兵队？

　　伊藤近二愣了愣，没说话，一直到所长躬身退出办公室，他还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看着挂在墙上的《中国地图》。这个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年的日本特工，早在三轮摩托驶进静安邮政所那一刻就已心灰意冷。他因酒后散布战争失败言论而遭撤职。长官部给他的最后指令是对悲观论者最好的惩处——留在这片中国土地上，直到这场战争胜利那天。

　　伊藤近二知道，自己的一生将在对故乡名古屋的思念中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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